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4)
2017-08-04 05:44
导读：公局是乡民首先报案的机构。如1901年秋，广州城郊西蓢村接到盗匪的打单信，“即投知乡局商议是事如何办法”[18]。每逢有重大治安事件，乡局都会及时
公局是乡民首先报案的机构。如1901年秋，广州城郊西蓢村接到盗匪的打单信，“即投知乡局商议是事如何办法”[18]。每逢有重大治安事件，乡局都会及时向官府报告。1904年，香山盗匪200余人，在离县城几里外的乡村“高树旗帜，大书拿擒仑革命军字样，向各处勒收行水、掳掠”，居民先报告隆都局，“由隆都局飞报地方文武请兵围捕”[19]。1911年4月28日，陆领等人为响应黄花岗起义(他们不知道起义已经失败)，在顺德县乐从圩起事，当时“即将该圩各绅拘住”，但次日即有乐从圩局绅刘济川和附近水藤局的局绅到县衙门报告[20，21]。局绅往往还会越级向上报告，甚至直接报告督抚。
公局通常以奉谕告示的形式，发布带强制性的命令，但往往会夸大、曲解官府的指示。1910年冬，番禺沙湾仁让局发布告示禁止铁匠打造“剑仔”，开头即称“近有剑仔会出现，迭奉大宪出示严禁，犯者斩决”[22] (编号2)。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大宪”告示。清末广东会党人数众多，民间武器泛滥，官府总不能把有剑仔的人都处死刑，估计是仁让局为了严禁而故意张大其词。1894年，香山县属恭谷两都局绅“遍布公启，托言奉有宪谕，严禁米谷出洋，如有商贩载运，拿获究办”[23]。从这则报道的口气来看，局绅是否真有“宪谕”也是值得怀疑的。官府有时还把公局作为执行政令的一级机构。如1895冬，广东的督抚为防止盗匪利用迎神赛会抢劫滋事，“特札饬广州府周太守谕令顺德县暨局绅等：凡各处乡落一概禁止演戏，大良城外所有外来船舶不得湾泊入涌”[24]。1904年8月，广州城船户抗捐罢驶，但“各乡局均竭力调停，不许渡船随声附和”，故各地到广州的水路交通仍能维持[25]。显然，各地乡局执行了官府的命令，避免了罢驶事件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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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局实行稽查、缉捕，但按清朝法律，局绅对刑事案件并无判决、执行权，然而，对一般案件，局绅往往自行判处。1894年，顺德县陈村拿获拐妇一名，“公局绅董以此妇行拐未成，免其死罪，决押令游刑示儆”[26]。有些局绅甚至敢于杀人。佛山近郊石湾乡局绅吴景星“处事明决，不避嫌怨”，“族人有嗜赌受母责反殴其母者”，吴景星认为按法律应治凌迟，但这会累及家族，“遂白其母，命子弟缚沉诸江”[27] (卷20，列传)。民国初年报纸报道，清末广东谘议局议员刘鲲海，“在乡局办事多年”，被视为“绅界之屠伯”[28]，这类报道至少说明时人认为公局常有杀人之事。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之民俗释论——兼论妇女自由不能作
《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建言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