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种形态(1)(2)
2017-08-05 01:17
导读：オケ冉隙言，施蛰存，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也没有多少“改良社会”的切实愿望。他所努力追求的
オケ冉隙言，施蛰存，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也没有多少“改良社会”的切实愿望。他所努力追求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发展。从施蛰存的文学履历可以看出，他生于读书人家庭，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从事
文学却是因个人性情特点和时代的影响。在1933年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文中他写道：“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在其后的文章中又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3］72。显而易见，施蛰存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为时代精神力量的推动，许许多多青年把文学作为生活生存的选择，或为理想人生的选择，施蛰存就是其中一例，他的文学创作，无非是实现一个普通文学青年“当作家”的朴素愿望和梦想。有差异的是，文学青年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在“五四”文学思潮中所汲取的精神养分各有侧重。施蛰存没有继承文学启蒙主义精神，没有继承文学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只是过多地汲取了“创造社”表现自我，“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因此，施蛰存虽曾有短暂地跟上现实步伐，有反映时代精神的创作努力，但是归根结底，他的心中，却缺少了“五四”思想启蒙的观念意识，缺乏投身于“改良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热激情。
オナ┱荽娴牡谝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写于1929年9月，据称是“七易其稿，费了半年以上才得以完成”。作家的创作追求，施蛰存自己解说得十分清楚：“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4］809。创作动因非常明确：“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写出更好的作品”。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オト绱舜醋餍奶和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作家必须是在借鉴新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上，改变原有已成规范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改变和更新。无疑，施蛰存实践了这样的目标：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欲求取代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努力，对文学表现手法的重视代替了现实生活的激情把握，把追求“艺术”视为作家创作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オズ苣阉凳┱荽婢弑覆斡胂质瞪缁岬挠缕，在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出版之后，他就对读者心存疑虑：“有人在我的这几篇作品中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4］793，唯恐读者误解自己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并连连地出场解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四部小说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特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而这种力的一种又始终不变的是色欲”［5］。此外，在其本人所主编的《现代》书评栏里，施蛰存强调指出，他的历史小说与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小说不同，不如他们那样赋予历史人物明显的现代语言和现代人的生活观念，他的历史小说就是写历史，就是写历史人物的性爱冲突。这种对“现实”避之唯恐不及的创作“解说”，这种对于现实社会回避、疏离态度，与鲁迅那样强烈鲜明的现实立场正好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在新文学创作整体中不能不说是种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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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ビ捎诼逞负褪┱荽娴奈难Т醋髂康牟煌，两位作家创作态度和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们都致力于同类题材小说创作，运用的文学表现手段却迥然不同。
オナ紫龋在审美视角上，虽然同样取材于历史典籍、传说，可是作家的艺术审美目光却关注于历史人物的不同精神侧面。鲁迅从历史和现实联系的角度，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和发现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批判和揭露人物存在的恶俗陋习，关注历史人物身上积淀的社会内容，表现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的创造精神。作家或歌颂赞美，如女娲的劳动创造，后羿的勇敢豪迈，宴之敖的冷峻勇毅，墨子的反抗强暴，大禹的勇于创新；或揭露批判，如老子、庄子，均自体现出现实的战斗性特点。与鲁迅相比，施蛰存从人物的自然属性角度，关注人物内心的性爱心理，表现历史人物的“个人化”意识，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然性倾向。施蛰存认为，“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作品“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作家“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情感必须符合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使得施蛰存文学表现的不是人物在生活中的故事，而是“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个人格，他们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而是以一种极艺术、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心理’或‘社会的’现象，使读者虽然是间接的，但是无异于直接地感受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