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1)
2017-08-06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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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许多重要的学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许多重要的学术理论和技术发明都发生在那个年代。宋代在生物学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时不但在动物化石的认识、人体解剖学和金鱼育种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而且凭借生物学知识的广泛积累，有关生物的学问已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开始形成一门关于“鸟兽草木”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生物学。这种情况明显地体现在当时涌现的众多的生物学著作中。笔者在此就当时这种学术发展的特征和有关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
I北宋时期有关生物学专著的涌现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中，“草木鸟兽虫鱼”或者说生物资源，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源泉。对它们的认识和开发，自然就成为当时社会实践和学术探讨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在宋代以前，我国有关生物的论述主要寓于医药、农业和方志等类型的著作中，只有比较零星的生物学著作出现，如三国时期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北朝时期的《竹谱》和《魏王花木志》、唐代王方庆的《庭园草木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出现的生物学著作很多，而且涉及的生物层面更为广泛，内容更加深刻。它们大体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资源记述型，亦即通过学者的调查，对有关动植物资源进行记述的作品。它们的性质多少有点象后代的地区动植物志。这类著作记载了大量新颖的动植物知识。第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是宋祁(公元998—1061年)的《益部方物略记》。众所周知，唐代中期以前，我国南方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那里的生物等资源为外界所知较少。从东汉时起，不少到南方做官的学者就不断以各种“异物志”或“水土志”、“记”为名，记述了在华东南各地所见闻的各种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著作尽管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学内容，如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就记有110余种的动植物[1]，但还不是记述动植物的专门著作。宋代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把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具有当地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撰写出专门记述生物的作品。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益部方物略记》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动植物的第一本专书。作者宋祁是宋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益部方物略记》是他在四川做地方官时写的。全书按草木、药、鸟兽、虫鱼分类编排，共记述动植物65种。书中对所有动植物都配有插图(今已不存)，内容新颖。根据宋祁在书前的记述，这本书的编写原则为“凡东方所无，乃有而自异，皆取之。”从书中记述的狨(金丝猴)、龙羊(盘羊)、桶、桤、红豆树等动植物可以看出，宋祁秉承了前人细致记载“异物”。的传统，但又有创新，即记述的都为当地动植物，具有较高的生物学价值。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2]、《郊居草木记》[3]等。
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类别，那就是记述当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即后人常说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记载一个城市花卉的著名著作首推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这本书写成于1082年。大家知道，洛阳在唐宋两代都是陪都，园林艺术十分发达。周师厚在少年时就听说"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后来到洛阳任职后，深感这里花木种类之繁多和绚丽多彩。于是根据所见所闻，参照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著作，写下此书。书中细致地收录了城中的各种花卉，其中仅牡丹就达I00多个品种，芍药也有40多个品种，连同其他花卉300多种，共记各类花卉500余个种和品种。不论从记述植物的种类，还是形态描述方面，其内容都比以往的著作要丰富得多。类似的书还有张峋的《洛阳花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