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1)(2)
2017-08-06 03:44
导读：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著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