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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冲突分裂与整合(

2017-08-06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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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和陶饮酒诗”为主要对象,分析他在扬州时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与整合以及内心的分裂及整合。苏轼在对陶渊明的体验中不仅表现了对陶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智慧。
关键词 苏轼 陶渊明 冲突 分裂 整合
古今论陶者多矣。陶渊明与苏东坡可谓旷世相契,尤以东坡左迁惠、儋时为最。东坡昂仰渊明,“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因此,才会有124首《和陶诗》的出现。坡公自己编纂、结集,并嘱弟辙为序,可见,他对自己《和陶集》的重视。
陶渊明何其幸也,六百年之后的苏轼理解了他的灵魂与诗意;苏轼又何其幸也,他在孤独与苦难中发现了陶渊明。
《和陶饮酒》二十首,写于元祐七年(1092),时年公五十七岁。这组作品是和陶的开始,是他到扬州任之后不久的作品。此前,苏轼受人构陷,因“乌台诗案”被捕,几乎被杀。经多方营救,终贬黄州。哲祐年间(1086-1093),因重用旧党,苏轼被召用。总之,元祐年间,苏轼“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降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苏东坡全集》第595页),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仕宦生涯的高潮时期。而正在此时,苏轼却产生了追和陶渊明的冲动,并几尽和其诗乃已!二者对自身及时代都有着深刻的思考,有着宏大的关怀,便注定有着更加难以释怀的灵魂的痛苦。苏轼在与陶进行对话的、理解的同时,借之抒写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本文拟以《和陶饮酒二十首》为主要对象分析苏轼诗中所体现的内心同外物的冲突与整合及内心的分裂与整合。
一、内与外的冲突与整合
“苏公一生凡九迁”(元·脱脱《宋史》卷九第527页)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元祐时苏轼的仕宦生涯表面上似乎是正值佳境,但实际上他的生存境况非常艰难而又危机四伏,常常遭到异己的攻击,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向皇上解释并乞求外任,诗人复杂的身境和心境当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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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饮酒》其五云:“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暄。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欲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小舟在急浪中一夜度过千山万水,虽然诗人的语气及其平缓,但政治形势的危急和险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平淡的文字传达的是不平静的心境。
苏轼是一位纯真的诗人,他可爱、高贵而又富有魅力,他对于看不惯的事情和人物,总是“多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去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谪居黄州时曾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诗中有句:“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这是他经过宦海沉浮之后对自己精神的概括。然而,越是“纯真”的灵魂就就会被丑恶残忍地揉搓,而且越捏越起劲。高雅的灵魂和文雅而又富有逻辑的语言在丑恶面前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余秋雨散文》中这样描写小人:“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饮酒》其六),然而,在此一时期内,苏轼一直处于被群小攻击的境遇之中。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当有更深透的理解。
司马光为相时试图全部废除新法,苏轼与之论免税法的利害,引起司马光的不悦,苏轼一度申请外任,未果。然而一些想借司马光之权势上爬的官员,在司马死后,深恶苏轼“以直行己”群起而攻之。元祐三年,以文章规切时政,群小馋谤,“上书力乞郡”,不许。元祐四年二月,又以论事为当轴者恨,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苏轼连续上章乞外任。还有必要提一下理学家程颐,苏轼因讥笑他循古礼而“不近人情”与之结怨。《栾城遗言》中对此事有记载。怨由所生,而群小欲进,遂附以“党争”,把苏轼推上了“蜀党”头子的险境。元祐六年七月,贾易(程颐门人)、杨畏论浙西灾伤不实,乃累书乞外。八月,贾易诬诋苏轼诽谤先帝,苏轼见上具辨其事,复请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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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小中,章惇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元祐前二人关系较为融洽,交恶是在元祐以后。《高斋漫录》记载:“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苏轼之言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元祐年间,章惇被元祐大臣弹治,因此心存怨恨。苏轼与之渐行渐远以致成为政敌。《东坡事类》卷六(清潘永固辑)对章惇的冷酷和狠毒有详细的记载,云:“苏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山谷贬容州,俱配其字之偏旁,皆惇所为也”。手中的权力被滥用为报复的工具,小人的内心已经极度扭曲和变态。《宋史·章惇传》还记载有他对子由的迫害。在章惇身上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暴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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