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
2017-08-07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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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6月11日《文学报》，黄麟先生的一篇文章扑入眼帘，读后忍俊
读6月11日《文学报》，黄麟先生的一篇文章扑入眼帘，读后忍俊不止。文章的主旨，是说明对于精神产品的文学，“不能通过词汇的量化和细化判断作品的优劣”。黄先生批评的那本书我未尝寓目，但我同意他的基本观点:用
统计学来“统计”文章的思想内容，是靠不住的。用统计学来“统计”复杂的文化现象，那就会更加离谱。因此我套用黄先生文章标题和副标题的模式，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无独有偶，在今年5月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上，我读到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的一篇新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当年的巨大影响只不过是主编陈独秀的“炒作”，“民主”与“科学”并不是五四时期的真实主张，只不过是搬出来对付保守派的两块挡箭牌。他主张的依据就是对《新青年》杂志电子版的检索。他统计的结果是:“《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了一点，也不过十五六篇。”他又检索了“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结果“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点，也只出现了1907次。眼下，时光已经流逝到了21世纪，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居然会用这种三下五去二的方法来研究复杂纷纭的历史，来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真让我觉得莫名惊诧！ 退一万步，即使王教授的统计绝对精确，《新青年》确实只刊发了3篇谈“民主”的文章，“民主”就不可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实主题吗？在历史进程中，一种主张或主义的影响，从来都不会单纯取决于文章的数量。一篇篇幅不长的《共产党宣言》，160多年以来不是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吗？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短文，不是结束了现代迷信的时代，推动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吗？陈独秀宣传民主的
政治主张，不仅通过政论，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实行民治的基础》；而且还通过了随感和译文来表达。他在《新青年》上翻译的《现代文明史》《美国国歌》，撰写的随感《法律与言论自由》等，不同样渗透着现代民主的精神吗？陈独秀在跟康有为论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他在《新青年》上撰写的那批政治上反对君主制度，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的文章，难道不都是在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扫清道路吗？除了陈独秀之外，《新青年》杂志上宣传民主理念的撰稿人还有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栏目还有“译文”“世界说苑”等。至于《新青年》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劳动节专号”“俄罗斯研究”“世界革命号”“社会主义讨论”，更是引进了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这样的新理念，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更不可低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民主思想的除了《新青年》这个主要阵地，还有《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等同盟刊物。《民国日报·觉悟》上刊登了译文《德谟克拉西的本议》，《每周评论》发表了谭鸣谦撰写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少年中国》刊登了李璜撰写的《德谟克拉西的原来》……五四前后是一个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的时代，除李大钊介绍了苏俄的民主外，还有一个外国人也在中国仆仆道途，宣传民主，他就是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这位实验主义大师在上海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在杭州讲《德谟克拉西之真义》，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五四时期热衷宣传的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也无不渗透了现代民主的基本精神。据王教授说，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宣传要多于对民主的宣传，我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具体论述了。 据说上世纪西方有一种分析史学，是通过计量统计对史料包含的数据加以梳理，从而得到史料当中虽没有直接记载但却可以推导出的信息。运用这种方法在
经济史和人口史学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认为，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论文出处(作者):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何满子先生的人品和文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