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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2017-08-08 04:02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