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编纂思想刍议(1)(2)
2017-08-08 04:50
导读：谈迁怀着亡国之痛，称崇祯帝为“先帝”，但他并不避讳崇祯的短处，在《国榷》中谈到崇祯之死时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
谈迁怀着亡国之痛，称崇祯帝为“先帝”，但他并不避讳崇祯的短处，在《国榷》中谈到崇祯之死时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13］把崇祯帝名不副实的虚伪本质如实地刻画出来。
黄宗羲称赞谈迁的《国榷》“按实编年，不衒文采”［14］，可以说，谈迁的《国榷》是一部“可以信今而传后”、质量可靠的史书。
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比较松弛，这是谈迁能够秉笔直书的社会原因。谈迁个性耿介、不喜逢迎，则是他直书的内因。
二、愈挫愈坚，矢志不渝
谈迁从28岁开始，到67岁去世，毕生精力用于书籍、尤其是《国榷》的编撰，“虽屡经患难，苦志转笃”［15］，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图书编纂事业，可敬可佩。
天启元年（1621），谈迁居家为母亲守孝期间，看到陈建的《皇明通纪》错误百出，再看《实录》和野史问题多多，便决心自己编纂一部真实可信的明代通史著作，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成书名曰《国榷》”［16］。至天启六年（1626），谈迁完成《国榷》初稿，由于崇祯一朝没有实录，故初稿只是写到天启年间。崇祯十一年（1638），谈迁到了南京，收集明末史料，看到了内阁藏书和以前没有见到的实录及崇祯邸报，还有大量遗闻逸事。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谈迁回到故里，一心修订《国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至顺治二年（1645），终于修成百余卷、五百万字的《国榷》，其间“六易其稿”。顺治四年(1647)八月，《国榷》手稿被窃，二十六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当时谈迁已经53岁了，悲痛过后，他从头再来，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在《国榷·义例》中说：“丁亥八月，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辍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略焉。冰毫汉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剑，予病之类矣。”［17］又过了五个寒暑，新《国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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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充崇祯朝的史料，花甲之年的谈迁又去北京，访问藏书家和明清易代的当事人。在北京期间，为借到需要的图书，有时坐在藏书家门口等上一整天。他对好友李楚柔说：“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门永昼。而借人书重于卞氏璧，不可复得，主人邺架，颇同故纸，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18］
在京师期间，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谈迁常常访问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察看了景泰帝、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和香山、西山的古寺庙等，《北游录·游西山记》和《北游录·思陵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考察时，谈迁手拄拐杖，脚蹬草鞋，登山涉水，连残垣断碑也不轻易放过。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脚上打出了血泡，毫不退缩，沿途不停地向人们打听当年的历史和趣闻轶事，然后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他“过目易忘”，所以总是把所见所闻记录到纸张上，密密麻麻，以至于别人难以辨认出来。朱之锡在《北游录序》中记载了谈迁访求遗闻逸事的辛苦情况：“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指北京），每登涉蹑屩，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圯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19］谈迁日夜所思所想都是编撰之事，在《梦中作》诗中说：“往业顷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20］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