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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1)

2017-08-11 01:07 【内容提要】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言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典籍，也从各种渠道传入这些国家，而以宋代以后为著。宋集传至域外后，又多经翻刻，而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原集在中土散失，仅靠朝鲜本或和刻本传世的，也不在少数。此外，由域外士人编纂和撰写的各种宋人诗文的选本、注本和诗话以及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史料。
【关键词】 文学史料/宋代/域外
宋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现存的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各种典籍中。然而在域外，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所保存的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和这些宋集与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以及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和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许多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 一、宋人别集与总集 在中国历史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汉籍之传入周边国家，由来已久。即如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虽然西周时期箕子率中国5000人入朝鲜，因而也将诗书、礼乐带到朝鲜的说法，现在已不可考实，但其国向慕汉风，文物制度，悉尊中土，又“俗爱书籍”，① 至少自秦汉以后，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典籍以及史部、集部的许多著作，已逐渐传入东国，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完全可信的。据朝鲜时期李种徽《东史志·高句丽艺文志》的记载，当时“闾巷里落，莫不有学。其学士大夫日游学于中国，而中国书籍已与之日东。而魏晋之间，历代赐书，又复相继而至，秘府所积，盖亦多矣”。② 至新罗神文王二年(682)立国学，在所规定的诸生所读的书中，就有四书五经、三史和《文选》等许多基本典籍，③ 而这正可以反映出当时汉籍流传和被接受的大致情况。高丽以后，各种书籍从多种渠道大量传入东国，并对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 汉籍传入日本的时代也比较早，“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④ 虽只是一种传闻，但到飞鸟奈良时代尤其是平安朝以后，汉籍东传日本的数量已相当可观，仅据九世纪后期藤原佐世所撰《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当时传入的各种汉籍的总数就已超过1500种(尚不包括佛教典籍)，五山时期经由僧侣携带或其他渠道进入日本的汉籍则更多，进而也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存域外的宋人别集、总集善本的数量，见于各种书目著录的，韩国在百种以上，⑤ 日本则有250种左右，⑥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这些别集和总集中，不乏仅存于域外的孤本、珍本。像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库重刊本和影钞明州本徐铉《徐公文集》30卷，就仅见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静嘉堂文库，而国内只有明清以来出于明州本的钞本、刊本。⑦ 欧阳修的诗文，由其子欧阳发在其身后汇编成集，至南宋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年间，周必大、孙谦益等人重新校订，刊刻行世，成《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此本在中国国内不全，但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却完整地保存着。⑧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20卷，南宋乾道初沈公雅编刻，宋本久佚，国内仅存庆元本正集残帙3卷、《外集》3卷，而乾道本正集却完整地收藏在日本内阁文库，1930年张元济先生影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傅尧俞《草堂集》一卷、《傅献简公奏议》四卷，仅存于东京大学图书馆。⑨ 南宋刊本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20卷、《西垣类稿》2卷，明中期以后中土失传，也仅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光格天皇文化四年(嘉庆十二年，1807)由天瀑山人林衡刊入《佚存丛书》之后，始传回我国。⑩ 再像宋刊116卷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中土久佚，而在日本内阁文库却保留了其中的95卷。董康《书舶庸谭》卷八曾作著录，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日本内阁文库访书记》也有简要的记载。是书与《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及《传家集》在编次、收文数量上皆有不同，其中的《日录》、《手录》为海内外仅存，另有诗词10首、文56篇，亦仅见于此书。由于此书原出司马氏后人，故校勘价值也很高。(11) 其他像南宋释居简的《北诗集》九卷，也仅存于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则有朝鲜刊本残一至四卷)。其《北文集》10卷，今北京图书馆存宋本卷一至卷八，日本存卷七至卷一○，合之可成完璧。杜范《杜清献公集》20卷，今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黄氏刻本，仅存于日本，《静嘉堂秘籍志》卷三七著录，为善本，明清钞本出此。 别集如此，总集也不例外。如宋刊本《二李唱和集》一卷，中土已佚，清末陈榘、罗振玉先后得自日本书肆，亟携归刊印，国内始传此书。再如，近年由韩国学者金文京发现的、宋人孔汝霖编集、萧澥校正的宋诗总集《中兴禅林风月集》3卷(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也是一部中土久佚的书。是书收录了南北宋诗僧63家的五七言绝句99首，其中46家60首诗为佚诗，其他可供了解宋释事迹、进行诗歌校勘的材料也很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12) 从宋集之存世而言，域外所保存的本子在数量上不能算是太多，其中保存在日本等国家的很多宋集刊本，中土也并非全然不存，但其中仍有不少可补、可校中土本之不足者。如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中土有明本，而日本内野五郎则藏有南宋嘉定重修绍兴宣州军学本，虽只是残存30卷(存卷一三—一八、卷三七—六○)，然诚如傅增湘指出的：“取明刻校之，文字异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诗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东轩笔录》所记之《书窜》诗，乃赫然具在……是此书亦宋代求法僧徒所携归，故卷中绝无吾国名家藏印，真海外之佚籍也。”(13) 再如宋刊本《东坡集》、《东坡后集》，现存皆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南宋孝宗时刊大字本《东坡集》残30卷(存卷一—二四、卷三三、卷三五—三九，其中卷三据明本抄补，其余卷帙亦有缺页)，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却保存了《东坡集》三七卷(存卷一—三三、三七—四○)、《东坡后集》八卷(存卷一—八)，内阁文库还存有另一宋本《东坡集》23卷(存卷一—二、七—一○、一三—一四、一九—二○、二四—二七、三一—三五、三八—四○)。三本相互补订参证，即可复原宋本《东坡集》全貌。(14) 又如，秦观《淮海集》40卷、《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淮海后集》6卷，日本内阁文库尚存南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本，而国内则唯有重修乾道本，后序及原刻本题识都已脱去，正赖前者得以补全。洪咨夔《平斋文集》32卷，亦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国内有瞿镛铁琴铜剑楼影宋钞本，缺卷一一至一四、卷一九至二二，计8卷。近人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借影携归，与瞿本合印，收入《四部丛刊续编》，遂成完璧。其他如宋祁《宋景文集》全帙自明末在中土已不传，清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中辑得62卷，已颇为可观。然在日本帝室图书寮和宫内厅书陵部所保存的宋本《宋景文集》残帙32卷，较之《四库全书》本，仍多出律诗220首、表状45首、序9首、说录题述4首、论1首、杂文等19首、启状145首，计8万余字。而其余与《四库全书》本内容相重合的部分，也有校勘价值。(15) 是书由林衡刊入《佚存丛书》后传入中国，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近人编《湖北先正遗书》、《丛书集成》等，都将其补入，现已颇为易得。还有《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国内仅有按人编排的70卷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则存分类编纂的南宋初年刊百卷本，这不但可资校勘，而且对后人进一步了解南宋初年三苏文盛行的情况，也是有帮助的。(16) 其他像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等处大量的宋集的明刻、明钞本，也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7) 二、宋集之朝鲜本与和刻本 宋集在域外的保存和流传，更多地是以各种翻刻本的形式进行的。 在东国高丽时期，较大规模地翻刻汉籍，始于显宗、高宗时期的翻刻《大藏经》。靖宗八年，东京留守崔颙等奉诏刊刻两《汉书》、《唐书》，十一年四月秘书省刊刻《礼记正义》、《毛诗正义》。(18) 文宗十年八月，因西京留守上书，命刊印“秘阁所藏《九经》、《汉(书)》、《晋(书)》、《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宣宗时，又诏“于兴王寺寘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19) 至朝鲜太宗时期，活字印刷术逐渐兴盛，王廷多次下令铸金属活字，刊印图书，颁布中外。如朝鲜中宗十四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中宗就“命依中朝例，设书肆，以昭格署钥器及破寺钟等物铸字印书册，令不拘公私兴造”。(20) 从现存的10余种朝鲜时期的《册板目录》来看，当时八道公私所刊册板中绝大多数为从中国传入的典籍。由此可见丽鲜两朝汉籍刊刻事业的兴盛。 宋集刊刻的兴盛，在高丽后期至朝鲜初期。其时文坛尚宋人诗文，(21) 像当日“盛行于东方”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集，(22) 都曾先后刊印过。其中如王安石的文集，高丽朝已传入，李奎报《王文公菊诗议》曾论及王安石诗。(23) 朝鲜徐居正诗《读王荆公集题后》等，(24) 也都提到《王荆公集》。而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二《艺文考》载：“(朝鲜)成宗二年，用王荆公、欧阳公集字铸之，字体小于庚子字而尤精，名曰辛卯字。”知成宗二年(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前就曾印过《王荆公集》和《欧阳文忠公集》。又检《成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宗十六年正月乙酉载，成宗有“今以甲辰字将印《唐书》，然先可印《王荆公集》”云云，则成宗十六年又下令印过《王荆公集》。今韩国奎章阁即有成宗时甲辰字残本《王荆文公集》3册(存卷五一三九、卷五○的一部分，白文无注)。王安石诗李壁注刘辰翁评点的本子，朝鲜时期也曾刊印过。今《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和韩国延世大学校图书馆《古书目录》都著录有甲寅字残本李注刘评的《王荆文公诗》，奎章阁存两卷(卷五、卷六)，延世大学校存八卷(卷九—一一、三七—四一)，日本蓬左文库则存有全本，王水照在日本曾访得此书并引回国内，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的珍贵之处是较通行本《王荆文公诗注》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相当完整地保存了李注本的全貌，而此书在中土则早已失传，仅赖此朝鲜活字本以存，其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和宋代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25) 再如魏齐贤、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朝鲜时期也曾刊印过，今存朝鲜世宗五年(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刊本和中宗朝乙亥(1455)字本。(26) 乙亥字本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分别藏有残本(前者存一册，未详卷数；后者存1—4卷)。因此书所据当为宋本，故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虽仍存宋本，此书仍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汉籍和刻本的发端当是从佛经的刊刻开始的，大约从13世纪开始，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的翻刻日益增多，尤其是五山和江户时期，各种和刻本汉籍更是大量出现。宋集的翻刻自然也随之大为增加。其中不乏中土已佚而仅赖和刻本以存的宋集。如宋释元肇的《淮海挐音》2卷、《淮海外集》2卷，中土久已失传，而日本却保留着东山天皇元禄八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神洛书林柳枝轩据宋本翻刻的本子和中御门天皇宽永七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木活字本。(27) 释善珍的《藏叟摘稿》2卷，国内久佚，日本内阁文库却藏有宽文十二年(1672)藤田六兵卫刻本。释宝昙《橘洲文集》10卷，现在仅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宋钞本残4卷(卷七—一○)，然日本东山天皇元禄十一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织天重兵卫仿宋刻本10卷，却完整地保存在日本内阁文库。(28) 其他如南宋初释惠空的《雪峰空和尚外集》等，也是以和刻本而独存的。 有的和刻本宋集，虽中土亦存，但同样有重要的版本和校勘价值。比如《真山民诗集》一卷，《四库全书》据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收录，计诗歌108首，而日本光裕天皇文化九年(1812)西宫弥兵卫重刊元大德本，则比《四库全书》本所收多出51首。又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中所收宋诗诸集，内有日本灵元天皇贞享三年(1686)京都柳枝轩茨木多左卫刊两卷本《和靖先生诗集》，此本出北宋林大年原编本，与南宋本和明人辑四卷本编次不同，所收作品也有参差，极可珍重。又，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六年(崇祯二年，1629)京都大和田意闲刊本《山谷诗(内)集注》20卷，原自宋本翻刻，文字多优于明清诸本，杨守敬曾自日本携归一套，清光绪年间陈三立据之重刊(光绪二十一年开雕，二十五年刊成)，流传较为广泛。今中华书局版《黄庭坚诗集注》，其内集即以此为底本(外集和别集则以杨守敬所藏、陈三立重刊朝鲜古活字本为底本)。还有《和刻本汉诗集成》中的《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15卷，原自朝鲜本翻刻，近人李盛铎曾将其与丁丙藏黄虞稷千顷堂钞本等对校，指出其“字句之间，则瞿氏《书目》所列宋刊胡穉笺注本佳处，此本与之悉合，丁本之误与官刻不相上下也。则此须溪评点本源出宋刊本无疑，且笺注虽不全，所存者胡注必不少。瞿氏所藏乃宋椠孤本，得此亦仿佛虎贲中郎将矣”。(29) 可见其价值之大。其他如《后山诗注》12卷(日东山天皇元禄三年京都茨木多左卫门刊本)等，亦足资校勘。 三、宋集之选本和注本 宋集在域外的广泛流传，选本、注本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这些选本和注本的水平也许有高下参差，但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宋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仍有积极的意义。 在朝鲜半岛，中国诗文选本、注本的编纂始于高丽时期。现在仍保存在韩国奎章阁的《十抄诗》，便是以刘禹锡、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主要收录对象的一部唐诗选。(30) 高丽后期的金九容取法于萧统《文选》和姚炫《唐文粹》，也编过一部诗文选集名《选粹集》。(31) 高丽末朝鲜初，宋人撰述尤其是宋人所编的宋人诗文选本，如《宋贤集》、《宋文鉴》、《瀛奎律髓》等，在东国广泛流行。受其影响，由东人所编纂的各种诗文选本也不断涌现。比如朝鲜初期，安平大君李瑢编有多种宋诗选本。其中，“选集李、杜、韦、柳、欧、王、苏、黄之诗，名曰《八家诗选》(10卷，其中唐人尚占四家)”，或以为可“泝黄、苏之流，登李、杜之坛，以入于《雅》、《颂》之堂”；(32) 选注《宛陵梅先生诗选》二卷，称其诗“简古精纯，平淡深邃，寄兴托比，自与唐人无校，则独圣俞一人而已”；(33) 又选王安石诗，“以天地人三才分门类集，略加注解”，(34) 成《半山精华》六卷，人称“富不失泛，简不失略，取舍精当，门类有节。纲举目张，条理不紊”；(35) 复“取山谷诗短章之佳者，粹而汇之，就加评论，名曰《山谷精粹》”。(36) 这些诗选的编纂，虽都是崇尚宋诗风气下的产物，但显然又有其对宋诗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较能顾及宋诗的总体，而并不只是尊崇苏轼一人。(37) 其后，柳希龄编《祖宗诗律》14卷，奉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为宗旨，而又加以扩大，收入苏舜钦、陆游、朱熹、赵蕃、周尹潜等人诗作。(38) 编《宋诗正韵》(现仅存卷四—六)，也以收录江西诗派诗人的作品为主。(39) 然此书多收古体，似有意与《祖宗诗律》相区别；又增入苏辙、张耒等人，是亦扩大到了苏门(柳氏另编有《苏诗抄》2卷，收录苏轼诗92首，分类编排(40))。显然，与李瑢相比较，柳希龄更多地受到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诗学观念的影响，对江西诗派极为推崇。不过，他对作品的选择，也不是完全囿于江西诗派，而是仍试图依据自己的理解，较全面地反映宋诗发展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