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界说(1)(3)
2017-08-18 06:47
导读：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都有它本身的复杂情况，迫使我们对任何作品都要作细致的认真的分析，不可武断地妄加判断。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口
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都有它本身的复杂情况，迫使我们对任何作品都要作细致的认真的分析，不可武断地妄加判断。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匿名性就是它的特征之一。所以，要从作者上考察，就带给了我们许多困难，而且，即使是幸而保留下了作者姓名，但因这些作者多是无名之辈，不要说“正史”不会为他们立传，就是作品的记录者，也未必就有兴趣对他们多作介绍。但这并不就说绝无可能考察作者的身分。
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作品的作者是劳动人民，但却并不能说这些作品就是民间文学。突出的例子是收在《历代平民诗集》中的许多作品，它们的作者大都是做豆腐的、织工、铁工、木工、舟子等等，它们应该算作民间文学了吧，可是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吟风弄月，十足的有闲阶级，至少是帮闲人的气味。因此，考察作者的阶级属性是重要的，只要有可能，我们决不应忽视这一步工作，但不能仅仅根据作者的阶级属性，对作品就贴上阶级的标签，陷入唯成分论的泥沼。
也还有第三种情况，有的作者并不是劳动人民，但由于他们在生活上接近劳动人民，或在政治上同情劳动人民，他们的作品也采用了劳动人民熟悉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因而能为劳动人民接受，带着匿名性的特点在劳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这样的作品，我们仍然应该看作民间文学。因为，流传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的承认，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劳动人民会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来修改、充实作品，使它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作品。这样的例子也是常见于民间文学史上的。例如汉末权臣董卓当道，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流行着这样一首童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劳动人民通过这首童谣，诅咒着董卓快死。无疑，这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劳动人民的，但从它所采取的字谜似的形式来看，却很可能是文人的创造。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我们的结论就是：从作品的作者方面考察它的阶级属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但却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这工作必须和下一步工作连系起来，那就是要结合着作品的内容来考察。
阶级社会里的文学，总是带着一定的阶级烙印，这不仅表现在它写了什么题材，譬如说，奴隶主的文学就很少去写奴隶的生活，象《诗经》中的“雅”“颂”那样，不是把他们的统治“功德”告诉祖宗，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粉饰现实（郑樵在《通志：乐略》中说：“宗庙之音曰颂，朝廷之音曰雅。”）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反映了什么样的观点和思想情绪。同一题材，不同阶级的作者去处理，便会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思想，在读者中达到两种不同的效果，譬如水泊梁山的故事，经过劳动人民的创作，经过接近劳动人民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的集大成，写出了《水浒传》，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史诗；然而这题材到了统治阶级文人俞万春手里，却写出了《荡寇志》那样极端反动、歪曲历史真实的作品。
因此，我们说，奴隶社会里的民间文学，必然是奴隶和自由民的生活、思想、愿望的直接反映，就象《诗经》中的风，其中的魏风《硕鼠》，把奴隶主比作偷吃的大老鼠，表现了奴隶们的切齿痛恨；魏风《伐檀》表现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愤怒责问；豳风《七月》则是奴隶社会里奴隶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终年劳累，“我朱孔扬，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但他们自己到了年终的时候，却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叹！这样的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流传了下来，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扑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圣先贤”孔夫子的“一言以蔽之：诗无邪”的那张保票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封建社会里产生的民间文学，则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思想、愿望的最直接的反映。不用说，那些直接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作品，如“盼闯王”的歌谣，关于李自成、张献忠、捻军、太平天国以至朱元璋的传说，如果不是道地的劳动人民，没有亲身体验到起义军所带给的幸福与自由，它就不可能唱出那样由衷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