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1)(2)
2017-08-19 01:10
导读：但是，文獻實證主義成其為學派的指標嗎？文獻實證主義始終是基礎，應該是共通於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實際上，取得優秀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不論是畢業
但是，文獻實證主義成其為學派的指標嗎？文獻實證主義始終是基礎，應該是共通於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實際上，取得優秀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不論是畢業於哪一所大學，都堅持使文獻學的考察成為立論的基礎這一方法。因爲，不管採用如何的立場與方法，如果沒有文獻實證，都不成其為副學問之名的研究。換言之，文獻實證主義雖然可以説是一種學風，但斷然不是方法與理論，不過是方法、理論以前之物。有文獻實證纔會產生出方法。因此，文獻實證並非是某個特定學派的專有之物。如果只是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誇耀爲文獻實證主義之根據地的話，尚不足道，而至於將文獻實證主義當作 「京都學派」的專有物，則應當說是極爲蠢昧的。
以上，稍微有些冗長，敍述了我對所謂「京都學派」抱有的疑念。但是，我的本意並非在於否認「京都學派」。再者，這只是我經驗範圍内的事情。總之，自隸屬於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室至今日爲止的三十年間，我幾乎沒有感受到所謂「京都學派」的實際存在。這只是我沒有切身感覺到而已，或許在我沒有察覺到的地方，「京都學派」一直存在著。只是不管怎樣，擡出那種缺少實質感且沾滿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為能事畢矣，此又有何意義呢？與此相比，我們是否更應該去仔細體會每一個多樣性存在之内情呢？我的本意盡於此矣。
因此，我亦沒有打算主張京都大學的中國學至今爲止完全沒有學派的存在。在一個時期，它確實存在過。此學派即前文所引礪波氏文中所謂的「支那學派」。
二、「支那學派」在京大中國學中的意義
所謂「支那學派」7，兴周知，是指設立於1920年的「支那學社」的同人團體之詞語，其名稱來源於同社的機關雜誌《支那學》。高揭排斥以往的護教式漢學，樹立作爲近代科學的客觀性中國研究的明確理念，陸續發表出嶄新之論考的「支那學社」同人的旺盛的活動，得到了少壯的中國學者的熱烈支持，產生了許多贊同者，席捲了關西的中國學界。此「支那學社」的活動的隆盛之情況，加之兼具理念與組織，在這一點上，正副學派之名。又，不僅其主要成員（小島祐馬、青木正兒、本田成之等）幾乎都是畢業於京都大學的研究者，而且領導他們並成之為後盾的是京大現職教授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兩位大人物，更且「支那學社」將自身定位為以「斯文會」為代表的東京漢學派的Antithese，自此觀之，如果存在著可稱之爲「京都學派」的話，那麽捨此「支那學派」別無他選。實際上，論及「京都學派」之際，不論論者有意無意，實質上幾乎都是講述關於「支那學派」的。亦如現在所云，其決無不當之處。但是，「京都學派」=「支那學派」的這一圖式，同時亦孕含著很大的危險。其危險即會招致「支那學派」就是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之全部這樣一種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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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學派」固然不是能焕ň┒即髮W的中國學之全部的存在。其不過是自1920年至1947年之間，以京都大學為中心據點而展開的學術活動而已。從那以來，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的質與量均發生了大的變貌。其乃新領域的開拓與新理論、方法的摸索，在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説是從以往的「支那學」進行蛻變的嘗試。「京都學派」=「支那學派」的這一圖式，很有可能將這些努力毀於一旦。不過，戰後的中國學之母體為「支那學」，而且「支那學」直至今日持續地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此乃不容置疑之事實。抛除「支那學」而講述京都大學的中國學，就等於抛除經學而論儒學。尤其是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奠定了研究室之基礎、決定了其學風的兩大巨頭狩野直喜、小島祐馬與支那學派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就更毋庸待言。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從「支那學」繼承了什麽？又改變了什麽呢？若可以將所繼承的東西稱之爲傳統的話，那麽，此傳統是什麽呢？如今，若探尋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之情狀，畢竟只有從這個問題開始吧。
但爲此，首先「支那學」是什麽這一點應當成爲大家共通的理解事項。可是，直率地講，我並沒有充分地把握住「支那學」的實態。「支那學」的基本乃在於文獻實證學、反（護教式）漢學，此勿須待言，而此外還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特色。曰：疑古的文獻批判，曰：對新文化邉拥墓缠Q，曰：歐洲Sinology的攝取等等。但並非隸屬於「支那學派」的人們都具有所有的這些特色。就連被認爲是「支那學派」之領袖的狩野與内藤，其實學風亦頗不同。在博識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但基本上内藤具有理論家的氣質，重視獨創與歷史觀，並且不避諱發表社會言論。而狩野則是徹底的治讀書之學的文獻派，並且對與學術無關的問題不發表言論。而且，内藤確實是疑古派，而狩野則如後所述，未必亦然。即便是狩野對歐洲Sinology的攝取，究竟是怎樣的程度，我們亦不很清楚。從小島身上確實可以發現法國社會學的方法論的影響，而狩野又如何呢？狩野的著作中雖然引用了歐洲人學者的學説（但爲數不多），但是否就可以說他導入了歐洲Sinology的方法，我於此不詳。内藤與青木偏愛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我不認爲小島亦然。本來，具有文人氣質的内藤與青木，和以純粹的學者為志向的小島，他們的基本姿勢是完全相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