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1)(3)
2017-08-19 01:10
导读：就連被稱作「支那學派」的人們之間都有如此之不同，我們可以知道輕易地以「某某學派」之類作一攬子概括，是多麽沒有意義的吧。不過，即便是我，亦
就連被稱作「支那學派」的人們之間都有如此之不同，我們可以知道輕易地以「某某學派」之類作一攬子概括，是多麽沒有意義的吧。不過，即便是我，亦沒有將「支那學派」（京都學派）的傳統完全否定的打算。雖然用語言難以表達，但我感受到作爲一種Atmosphere的傳統。我知道繼承這種傳統是我的義務，而且本次會議期待於我的亦是這種傳統的解明吧。只是亦如現在所述，將其用語言來表達是很困難的。此次藉以回顧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歷史，我想盡我的責任。因爲，中國哲學史的歷代教授多著手於春秋學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存在著春秋學研究的系譜。以下涉及到我的私事，令我意識到這一事實的是，在我就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助教授之時。當時，東洋史的島田虔次先生面命於我：「中國哲學史有著由狩野、小島、重澤先生延續下來的春秋學研究的傳統，希望你務必恪守這個傳統」。從島田先生的這句話來看，「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這一題目亦不見得是自以爲是吧。
三、狩野直喜的春秋學研究
「京都支那學的開祖」8、「處於京都的文科大學草創期，對於後來被稱爲中國學京都學派這一學統的建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代表性人物」9——被授以如此評價的狩野直喜（1868～1947。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1906～1928），帶給了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京都地區的中國學極大的感化與影響。在中國思想研究方面，亦作爲京大的中國哲學史講座的第一代主任教授，奠定了該講座的研究的基礎，確定了方向，其功績是偉大的。但是，在文學研究方面，狩野開拓了元曲與《紅樓夢》之類白話的俗文學研究等，大大地吹入了新風，而與此相比，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毋寧令人感到其所致力的是傳統的古典學之維繫。這並非是偶然的，狩野自身有意識地作過這樣的努力，這在他對中國哲學史的性格所作的如下定義中，亦可以了解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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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導致其學説極爲多歧之原因，看作大半是來源於古典的選擇與古典的本文批評、解釋的差異等，那麽我認爲，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大部分，可以命名為中國古典學或古典學研究的歷史。10
不過，「祖述清儒實證之學」乃「以往學者所無」11，在當時，清朝考證學以來的古典學之祖述、繼承自身就擁有作爲新學風的意義，似乎這一事體應當得到評價。而在我眼中，狩野的學問怎麽看都略帶古風（為慎重起見，我要說明的是學風的新古與學問的良否毫無關係）。
狩野之古風，還顯現在不太重視出土資料這一點上。我想若如此而言，則有人會當即反駁說：狩野是日本的敦煌學的先驅者之一。事實確實是那樣，但至少在思想研究方面，狩野對敦煌文書的關心不過在於有關歷來的經學研究的部分而已。再者，與狩野有深交的羅振玉及王國維對甲骨金文寄以深切的關心，並發展了這方面研究，而與此相比，狩野對石經等石刻資料當然很重視，但對新出的甲骨金文卻顯得並不那麽感興趣（附帶地說，歷代京大中國哲學史的教授中，沒有將敦煌文書與甲骨金文作為自身之專攻的。坦白地說，都不太感興趣，這種説法更接近於實情。蓋其理由在於中國思想史始於孔子這一觀點吧。湯溞覍O就講過：「甲骨金文是考古學的領域，不是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思想史研究者不應該染手於甲骨金文」，這是我親耳所聞。再者，從道教、佛教研究者中輩出了很多敦煌學專家這一點來看，與道家書、佛典相比，敦煌的儒家文獻數量很少，對敦煌文書的關心之淡薄正緣於此處吧。此亦暗示了京大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歷來是以儒教研究為中心的）。
狩野的這種古典學的性格，當然亦反映在其春秋學研究中。狩野的春秋學研究，現在被收入了《春秋研究》12一書，與狩野的其他著作一樣，此書本為講義錄（另外附載了講演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