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2)
2017-08-19 03:23
导读：二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兴起。与社会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一样，政治学研究对象也随着方法的更新而扩大，其研究多从宏观的、比较的、历史
二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兴起。与社会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一样，政治学研究对象也随着方法的更新而扩大，其研究多从宏观的、比较的、历史的、分析的视角入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政治学家用历史的方法，
历史学家用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家关注社会变迁，研究政治变迁的历史根源。现代化理论、比较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比较政治分析等众多新兴学科在这种融合与交叉中诞生。1960年～1975年，哈佛大学邀集巴林顿·摩尔、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霍曼斯、茜达·斯科克波尔、沃哥尔等一批名学者举办研讨会，广泛地研究了社会理论、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期间还专门研究了罗斯福新政、19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公共福利史以及比较革命史(Comparative History of Revolutions)等。这些学者大都是“通才”，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茜达·斯科克波尔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任政治学教授，随后又与彼得·伊文斯共同担任美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会(SSRC)资助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大型项目的主持人。[2] (p2-4)
总之，出于维持美国国际地位的现实需要，加上学术发展融合和分化双重趋势的影响，以及受到对具有普遍性和影响力的“革命”本身学术兴趣的驱使，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都曾给予关注，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但必须说明的是，所谓“革命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它既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式、分析框架，也没有专门的学科建制，因此，它更没有从其他学科门类中分立出来。甚至连“什么是革命”这一根本问题至今也仍未达成共识。所以，准确地说，“革命学”只是正在形成中的边缘课题。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革命比较研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迄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30年代的自然史阶段、60～70年代政治暴力的一般理论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阶段以及90年代初迄今的行为主义革命理论阶段。 二 自然史阶段(20～30年代) 这一阶段里，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方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革命，如1640年英国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探讨。（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Edwards,Pettee和Brinton等。）他们试图阐明这些大革命所表现的共同特征，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3] (p3～4)
(1)每次革命爆发前，大批知识分子不再拥护统治集团，反而撰写文章批评、谴责政府，呼吁改革。这些对立行为甚至赢得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成员的支持。如法国贵族同样喜爱伏尔泰的讽刺剧，英国贵族反而同情清教徒，俄国贵族还呼吁建立地方杜马。知识分子的不满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常常代表大众的心愿，而且会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2)旧政府崩溃之前，倾向于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并试图进行改革。路易十六和斯托雷平垮台前都曾进行局部性的改革，不过这样的改革多出于应付，并没有给予知识分子真正的权力。(3)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无能表现，即意味着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而失效并非由反对派造成，失效的表现是国家失控或军队不听指挥。(4)革命派在夺取政权后，内部分歧最终引起混乱。旧政权被推翻后，革命派内部发生内讧，并分化成三派：激进派(左派)、保守派(右派)和温和派(中间派)。三派争执不下的结局就是政变或内战。最终获得控制权的通常是温和的改良派。这一结论至今看来仍然正确，如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以兼具民主斗士、爱国领袖和教主三重身份而走进政治权力中心。但从其执政后的政治实践来看，既没有走向民主，也未走向绝对专制，更没有走向全面复兴“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原教旨主义)的道路，而是左右摇摆，折中行事。[4] (P349～356)(5)当温和派在旧政府遗留的组织框架内进行温和的改革时，激进的群体就会组织新的团体。(6)政治组织的彻底重建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不是发生在旧政府垮台之时，而是发生在激进派取代温和派之后，因为温和派面对压力和混乱时常无所作为，而激进派可以采取极端措施来处理压力，获得最终控制权。(7)革命引起的混乱以及激进派控制权力常常会导致武力恢复秩序。雅各宾派主政后，实行恐怖统治，把大批反对者投入监狱、捕杀。斯大林为消灭政治异己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而实行大规模的清洗等就是证明。(8)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因外国的武装干涉而使军事强人进入权力中心。华盛顿、拿破仑以及20世纪的凯末尔、铁托和穆加贝都是这样上台的。这些人物之所以众望所归，就在于他们具有依靠军人背景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9)激进阶段过去以后，国家会进入注重实效的务实时期，在维护自身统治的同时，进行局部的温和改革。这一时期内，早期的激进人物大都死亡或在斗争中败阵，由温和派占上风。温和派批评先辈的某些“过分”行为，把国家工作中心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罗伯斯庇尔垮台后，法国进入这一时期。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基础上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实践为这条结论作了最好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