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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二)(1)

2017-08-21 01:27 打家劫舍：“刀口舔血”的匪类获利集团　　最后是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等获利集团。他们基本上是流氓团伙、黑社会团伙。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主流社会排挤了出来，于是，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体制外的搏命通道，开始以“刀口舔血”的方式结成获利集团。而且，由于宋代公共财政极为薄弱，缺乏基本的动员能力，也无法应付社会的天灾人祸，因此对于这类获利集团，不得不采取“招安”的方式。“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句民谣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过去，我们只看到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而且揭露他们是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就以为他们是进步的，其实不然，充其量他们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也只是50步与百步的关系。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例如孙青、孙二娘夫妇确实保护了“英雄”武松，但是，他们却杀死了与他们不是一个获利集团的某某“大头陀”，只遗下那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常常半夜里啸响。还有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田虎、方腊，我们看到，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一百零八将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凡不是一伙的，这些英雄好汉们是照杀不误啊。再如，决定梁山存亡的全部根据都是——以梁山的利益为利益。只关心敌我，不关心是非。没有原则，没有道义，所谓“有奶便是娘”。李逵母亲被老虎吃了，晁盖、宋江没有任何同情，而是为他杀了四虎并且又为山寨带了“两个活虎上山”“杀羊宰牛，做筵席庆贺。”（第44回）他们不是反贪官吗？可是梁山想通过他去打通跟皇帝接头的通道的人，却明明就是贪官，于是贪官也就不是贪官了。而且，宋江每擒一将，只要“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某某“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第64回），对方立刻心甘情愿地投降，什么羞耻、道德全都没有，只有利益。何况，他们的“逼人上山”的方式也太残忍了一点。只要为他们这个获利集团所许需，他们就不遗余力地“逼”人上山。秦明上梁山以后，就说过一句：你们害我也害得忒狠毒了一点儿啊，把我全家都杀光了啊。朱仝，是私放宋江的恩人，宋江想把他骗上梁山，朱仝不答应，梁山就去把他带的小孩儿弄到手，脑袋摔了八瓣儿。这样的集团，还有什么人性可言？至于利益的分配，那更毫不掩饰，一半是英雄好汉的；还有一半是众多的小喽罗的，挨饿受冻的的穷人百姓？从来没有听说分给过一分钱。　　巧取豪夺：不同获利集团，同一生财秘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获利集团的存在不但造成了社会的崩盘，而且使得“获利潜规则”成为所有人所默认的通行准则。李逵这个人确实是粗中有细，他的一句话非常经典：“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第52回）你看，他对社会的潜规则何等清楚？一切都是决定于“获利”，获利才是真正的“条例”，只要能够“获利”，就可以“前打后商量”，或者干脆“打你不商量”。史进捉到土匪陈达以后怎么办呢？按说是捉到了土匪就应该送官啊，可是他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什么呢？他竟然想：我拿他送了官，那些好汉岂不是耻笑我嘛。你看，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呢？你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水浒传》中的几乎所有人在逃难的路上都以“犯罪”为荣，不但自己会像做品牌宣传一样到处去吹嘘曾经在哪里杀过人、劫过财，而且对方也是马上纳头就拜，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对比我们现在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逃犯们纷纷地陈述自己潜逃时的那种极大的心理压力，我们会不得不震惊地追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我们就以宋江的经历为例做个简单的剖析：　　宋江，号称山东“及时雨”，什么是“及时雨”呢？想要钱，他就马上撒下来，那就是“及时雨”了。可是，宋江怎么有那么多的钱“撒”？宋江的官位是“押司”，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办公室主任。过去没有法院，所以，他也可以说兼任县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在中国古代，县长以上是“官”，县长以下是“吏”，从宋代以后，“吏”才开始有了一点儿可怜的工资，宋代以前“吏”都是不发钱的。国家委任一个县长，一般都是孤身一个人去上任，甚至“老妻寄异县”。到了那个县以后，他自己在院子前后种点菜，然后想办法弄点儿黑心钱，雇两个师爷，雇个办公室主任，接着再雇几个打手做侦缉队，帮他到处抓小偷、抓强盗之类，以便维持这个县的治安。显然，我们的宋押司的工资不会很高。那么，他的钱从何而来？　　我们还是先给他算算他的“撒”钱有何等的潇洒吧。宋江这个人动不动就给人“撒”钱。前面我们说到宋江被武松绊了一下，于是他掏了多少钱去买通武松并让武松成为他的铁杆儿打手呢？十两。宋代的时候大体是一两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块钱。十两银子，就是三千了。好爽的见面礼啊！给李逵多少呢？宋江开始给了李逵十两，李逵出门就赌输了，然后跟人家打架打得不亦乐乎，宋江说：别打别打，我再给你五十两算了。宋江——一个县办公室主任，送一个根本是陌不相识、萍水相逢的李逵，而且是在蹲监狱的情况下，一出手就是六十两银子，一万八千块钱啊。　　宋江的钱的来源我们就不用讨论了，这种不当收入即使当时的“纪委”不查，我们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其实，类似宋江的情况在中国是非常典型的，也早已为人们所关注。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久吏奸滑”的评价。有一位进士回忆自己担任刑部给事中时曾提请长官平反冤狱，可是长官却：“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而且，一方面那些县官大多都是从科举的道路上来的，处理政务毫无经验，当地的人际关系更是一窍不通，另一方面那些世代为胥吏的衙役，也很少有升迁的机会，因此他们把县官控制在手里，“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想方设法地去大捞特捞。至于他为什么见了人就“撒”钱？这说明宋江这个国家干部，显然身在大宋可是早就心在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一类的获利集团，并且以体制外的搏命渠道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我们看看宋江在“生辰纲”事件中的表现。我刚才换算过，十万“生辰纲”就是三千万。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人听说以后，第一个念头竟然都是：“抢！”第一个建议抢的是谁？是一个政工干部啊，公孙胜是干什么的呢？是宗教界人士啊，他马上就去找谁呢？晁盖。他是干什么的呢？村长。本来他的职责是保护十万“生辰纲”顺利通过，可是他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官员，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不抢白不抢。可是更离奇的是，在破案以后，市公安局把这个案子送交县里，县办公室主任、县法院办公室主任宋江同志正好接了案子。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得赶紧去救“晁村长”。接下来宋江杀阎婆惜犯了案，朱仝和雷横奉命去抓宋江。可是两个人却各怀鬼胎，却都是在打主意要救宋江。再往后，他被关在了江州戴宗当监狱长的牢子。那可完全就是贵宾待遇，不但住单间，而且可以随便出入，李逵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是这里的狱卒，被戴宗派给宋江当跟班。　　为篇幅所限，我就只举一个宋江的例子，实际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人作为例子。例如大宋朝派了16个中上层军官去围剿梁山，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投降，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小旋风——柴进是当时社会里保险系数最高也最不可能被伤害的，可是柴进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他跟周边的饭店都交代好了：所有过往的犯人，你们都不许给他饭吃，让他饿着。为什么呢？要吃只能到我的园子里来吃，都到我这儿，我好结交他们。为什么要结交呢？原因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再看看书中出现的朋友结义、主仆组合、兄弟搭档、夫妻合伙、家族联手的形形色色，其中可有一个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何物吗？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能够不受他人的伤害但是却可以伤害他人。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5]而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也毫无意义，“治世”成为偶然，“乱世”成为必然。这样的大宋如果不亡，那实在是天理不容。值此之际，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创造能力不如伤害能力、爱的能力不如恨的能力，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因为它成本最低，回报最大。　　这时，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已经就是动物庄园，而我们所看到的梁山已经就是“猴山”。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三、生存原则与生命力量的宣泄　　动物凶猛：落草英雄的丛林法则　　公权的萎缩不但挤压了公共空间，导致公共空间的萎缩，而且还挤压了精神空间，导致了精神空间的萎缩。　　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任何长期的利益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是靠不住的。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基本上只是一种低成本生存。“活着”，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的全部人生。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归纳起来，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像万花筒似的五彩缤纷，但是实际上也无非就是两个字：“活着”！中国人喜欢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往往会误解为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深刻，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最高价值观。中国人的“天”就是“食”。为了最低级的起码的生存，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所有目标。我看到一个材料介绍，牛比人大，但是为什么它却偏偏怕人？就是因为它眼睛里的人比它自己要大得多，因此它当然会怕人。中国人也是如此，由于生存的需要太迫切、太唯一了，因此这种本来是低级需要的需要被中国在内心人为地予以放大，而本来是高级需要的需要却被人为地压抑。结果，在这样一个心灵被压扁了的民族，爱与美根本就无处存身，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爱与美为何物。回想一下，哪怕是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的时候，他们所呼唤的也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而是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有我有全都有”。　　我们还是来看看《水浒传》。我发现，在这个方面，梁山的一切都非常典型。梁山好汉都自称“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而且将自己的“做强盗”叫做“落草”，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躲藏于深山并却与动物为伴，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是远离人类的，也更接近于动物的生存法则，也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例如，武松在承诺别人时候喜欢说，我一定会作到，否则就“枉自折武松的草料”（第30回），其实就是自比动物。而梁山好汉说得最多的话，则是：“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什么叫“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阮小七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脚：“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开眉展眼。”（第15回）这其实也就是：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快乐地活着，这就是“快活”。例如，《水浒传》为什么要让史进第一个出场？我认为，就是要让他成为“快活”人生的象征。这是一个阳光男孩，也是一个帅气男孩，他的“银盘也似一个面皮”，应该是所有梁山好汉的心灵面孔。动辄“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不难看出他内心内深处生命力量的洋溢四射。后来因为急于立功，他跑去找旧日相好李瑞兰做内应，结果被举报入狱，梁山好汉中的其他人，遇到类似事件都是“吃打不过，只得从实招供”，例如公孙胜，例如宋江，可是他却“只不言语”、“由他拷打”。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作者的全部神圣理想。可是，一切也就仅此而已。事实上，他也只是一个精力过剩的顽童。渭州遇见鲁智深，尽管只一面之交，却借给他十两银子，可是在潘家酒楼吃酒，鲁达要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在座的史进却毫不在意，可见他的侠义也无非只是率性，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也如此，就拿武松来说，其实他的所有杀身之祸都是自己招惹的。张青不是就批评过他的“托大”和“与人争闹”吗？颇能识人的宋江不是也两次提醒武松一定要“少戒酒性”吗？李逵的名言更完全可以看做梁山好汉的心声：“打了人的是好汉”（第74回）。至于对他人的同情心，对自己的痛苦的意识，以及对于爱与美的追求与推崇，在他们那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一个无法回避的例子，就是梁山好汉的“吃喝”。　　茨威格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我看《水浒传》却总是说：《水浒传》英雄不是在饭店喝酒吃肉，就是在要去饭店喝酒吃肉的路上。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好汉一见面就是要吃喝。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吃喝依赖，而没有爱的依赖。只有在吃喝中才能得到满足，在爱中却不能满足。古代文人的陪伴，用鲁迅的话说，是药与酒；那么，梁山好汉呢？就是（牛）肉与酒，在《水浒传》里，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鲁智深的那句：“嘴里早就淡出鸟来”，而且你们要注意，他们的吃喝都是廉价与低质的。他们喝的酒度数虽高，但都算不上美酒。武松喝了，尽管称赞“这酒好生有气力”，可是却没有说香。当然，好酒也偶有所见，武松抢孔亮的那一瓮青花瓮酒就是开了泥头，“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他们吃的肉也都只是牛肉。他们一说就是：给我切十斤牛肉！为什么总是切“牛肉”呢？这些人只能去消费最下等的吃喝。猪肉的再加工的成本高，能做出各种花样来，这些好汉吃不起，怎么办呢？只有切十斤牛肉，这个最简单，切切拿来就下酒。最有意思的是李逵第一次见到宋江，跟他出去吃饭，宋江想装点儿文气，宋江说：不行啊，吃不下去，要有二两鲜鱼作醒酒汤就好了。李逵马上就下去弄鱼。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把鲜鱼弄上来以后，宋江就吃了几口，说：哎呀，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够鲜，就没有再吃。李逵的牛肉吃完以后，看到还有鱼肉，就伸手把鱼一把捞过去塞在嘴里了，可是吃完了却说：不好吃，鱼没有牛肉好吃。宋江看出了他的心思，给他再来二、三斤羊肉，李逵三两下就吃完了，说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第38回）你们看看，《水浒传》里的好汉就是这样像动物一样粗糙。不过，你们也不要以为宋江这个人就比李逵好多少。他到开封去见李师师，因为喜欢李师师，就拼命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魄：袖子一捻，吆五喝六的，一边儿的燕青很着急，赶紧对李师师说：我大哥是小地方来的，你千万别见外啊。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一百四十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可是，在《金瓶梅》里那个小县城的商人西门庆虽然只是社会的下层，可是在整部书里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吃过一次牛肉。看来，就是吃喝，在梁山好汉那里也是奉行的丛林法则啊。　　流氓性格：“下半世”“快活”的绿色通道　　讲到这里，我就必须要来讨论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流氓性格”了。与国内流行的对于梁山好汉的无原则的赞誉甚至不惜称之为“英雄性格”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在梁山好汉身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因为公权社会萎缩所导致的“流氓性格”。“流氓性格”，是公权社会萎缩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洛克说过：“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确实，绝对权力绝对不会导致绝对纯洁，而只会导致绝对不纯洁。这个“绝对不纯洁”的典型表现是：一方面在绝对权力的淫威下面苟且偷生，哪怕是在被逼上梁山以后也驯服地固守着“第二种忠诚”；另一方面，又把绝对权力的全部伤害完全继承下来，并且转化为一种新的更具创造力而且也更加惨烈的伤害。例如“蒙汗药”和“黑店”，就是梁山好汉的拿手好戏。“药”的功能是“救死”，可是在梁山好汉那里却是“致死”，就像爱的作用本来是“救人”，但是在他们那里却成了“骗人”。至于“黑店”，则真是让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沦入了毫无安全感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不要说他们的动辄杀人放火了。可惜的是，由于《水浒传》的作者对此持明确的欣赏态度，因此我们无法更为深刻地觉察它的严重危害。倒是后来的鲁迅所揭示的阿Q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什么叫“流氓性格”。“阿Ｑ真能做”与阿Q的“造他妈妈的反”，就正是我所揭示的“流氓性格”的两个方面。还有周作人先生，他在对国民性的分析中披露的中国人的“流氓鬼”的心态，也为我所揭露的“流氓性格”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因此，梁山好汉的“做个下半世的快活”其实也就是鲁迅笔下阿Q的“大欲遂偿”，例如抢东西，欺压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而这种“快活”的必然结果，就是暴力。因为公权的萎缩已经切断了所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的发展成本，同时，公权的萎缩也完全敞开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发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结果，暴力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既然如此，那么，我的结论就只能与上面一节完全相同：“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场”。　　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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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