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评述(3)
2013-08-13 01:13
导读：作物育种教授来金大主持育种计划，训练中生很多，以致中国许多学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读育种学。 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接受上海储蓄委托，创办与合作
作物育种教授来金大主持育种计划，训练中生很多，以致中国许多学生去康大研究院攻读育种学。
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接受上海储蓄委托，创办与合作讲座，聘请美国专家史蒂芬（W.M.Stevens）讲授“运销合作组织”与“中国实用合作”，并设置奖学金，首开我国合作培训干部的先河。
1944年秋，美国政府决定就租借法案下拨480万美元训练我国农工矿技术人员1200人，其中方面200人[11] 。
美国对于我国农技人员的培训，其影响是深远且广泛。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曾经对1925～1931年的中美作物改良合作发表书面评论：“康大与金大合作事业的成功，促进了康大与菲律宾大学农学院的合作，这合作对于菲律宾农业与经济发展及该学院均大有利益”[12] 。
（三）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也对中国农业体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农业教育体系通过两个“莫利尔法案”（1862、1890）逐步建立，农业研究体系通过“哈奇法案”（1887）建立，农业推广体系通过“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建立，到1920年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庞大而稳定的系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是通过不同的法案先后建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相互隔绝，而是紧密联系。其结合部就在农学院，即由农学院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工作。州农学院皆设有董事会，聘请州政府官员、农业企业经理、农业专家等各方面代表参加，以便保持学院与的密切联系；州试验站由农学院，在全州各地设立分站或分场，结合当地的生产课题进行研究；联邦及州、县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县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推广工作由农业部和农学院共同领导，但由农学院具体负责。总之，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实行统一管理。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中国农业教育与科研的体制化进程起步晚，因各种原因，进展也较缓慢。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多取法日本，民国五年（1916）以后随着我国最早一批留学欧美专习农科的学者归来及美国教会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介入，美国模式影响日烈。这一变化起源于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办的金陵大学增设农科，其后私立学校有岭南大学农科、燕京大学农科及南通农科大学等，也都采用美国学制。
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增设农科，对我国农业教育体制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都是美国教会兴办的学校，同时，中国赴欧美留学生也纷纷回国执教，其体制都用美国的一套，学校内部建制也多仿效美国，教师最初以美国人为主；“南高师”、东南大学农科及
中山大学农科等国立大学筹建时也参照美国教育体制，所聘教师大多是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美国的这一套制度，对于我国的近代农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样，这种农科教三结合模式对我国目前及今后的农业教育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教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区域建立起来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职能重复、效率不高是其主要特点，在管理和运行方式上逐渐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农业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央部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如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研究院等）和农业院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基层地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教育除了中央部属的农业院校外，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农业院校和农业广播学校等；农业推广主要有中央、省、地、县、乡等各级政府内设立的农业推广技术机构。可以说，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尽管非常庞大，但不够精干，三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分别自成体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因此，农科教三结合模式有助于避免重复研究，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中国农业科教体制的建设未必一定要学习美国模式，但将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更加紧密地结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农业应当是一种方向”[13] 。
综上所述，近代美国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影响。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和社会条件，极大地制约了美国农业科技在中国的的力度和广度。
首先，近代以来，连年的天灾与人祸，使农业生产一片凋敝，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之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不断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还长期支持中国各派系军阀进行混战和镇压人民革命，造成烽火不断、战争连年的悲惨局面。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我国的武装侵略，破坏更为惨重。在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役使和摧残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大肆掠夺耕畜和农具，大量侵占和毁坏农田及生产设施，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即使育成了一些新的品种，仿制和研制了一批农业，也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和普及。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近代农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近代农业科技水平十分低下。因此，我国引进的美国的先进的农业科技，其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其次，美国的农业科技的输出，也多从美国需要出发，为其提供农产品原料、销售和场所，尤其表现在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方面。基本上是为美国殖民资本主义所服务的，中国农村对美国及世界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农产品的商品化偏向于畸形发展，极易受到严重冲击。并且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受凌辱的地位，在同列强之间所进行的农产贸易中，毋庸置疑地要受到种种欺诈和侵夺。1929～1933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美英等国为了转嫁危机的后果，对中国等许多殖民地国家大肆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即使是获得广泛好评的多项农业经济，其主要目的也在于搜集大量资料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服务。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注释
①
[1] 洛夫是美国康乃尔大学颇具声望的作物育种学教授。1931年受聘为中国实业部顾问兼任中农所总技师，视察江苏、浙江的主要农事试验场，提出了关于我国农作物试验制度和试验方法的改进方案。同年夏天，在金陵大学举办的农作物讨论会上，洛夫主讲生物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田间试验的新技术介绍给我国作物育种界；同时又用中国编著《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应我国作物育种工作者的需要。
[2] 曹幸穗：《我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3期。
[3] 芮思娄：《金陵大学之改良小麦》，1928年。转引自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4] 《奉天农事试验场报告》第一、二册，光绪三十四（1908）年。
[5]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9年，第359～360页。
[6] 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7] 纯系育种法由美国育种专家洛夫所倡导，方法是：单株（穗）选择（第一年）——单行试验（第二年）——二行试验（第三年）——五行试验（第四年）——十行试验（第五年）——高级试验（第六年）——繁殖推广（第七年）。这也是我国最初十多年稻麦育种的基本方法。
[8] 全国稻麦改进所是国民政府所设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的一个机构，它的很多业务与中农所相同；1938年起并入中农所。
[9] 孙义伟：《本世纪前五十年我国水稻育种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10] 华恕主编：《邹秉文纪念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年，第219～225页。
[11] 费旭等编：《
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第34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12] 转引自沈宗瀚：《中美农业技术合作》，载《沈宗瀚晚年文录》。
[13] 王思明：《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