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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兼评学术界关

2013-08-13 01:11     有关近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状况及其趋势的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然而细绎各家意见，则不能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人类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展开的，而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另一基本特性，结果也就很难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一特性为何？马克思的解释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独特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之内，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 页，第三卷第1000页。）。也就是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受自然制约和影响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在农业上面……我们不仅要考察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要考察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即依存于劳动自然条件的生产率”（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页，第三卷第1000页。）。 本文不揣冒昧，即拟从这样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出发，对有关的争论作出一番检讨，并借此探寻近代中国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升降起伏的动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简而言之，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问题的争论，是在“停滞论”和“发展论”两派之间展开的。在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清代前期中国的农业生产无论是耕地面积、作物指数、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等等，都比明代有所发展，并达到的顶峰。此后，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趋势，耕地面积逐渐缩减，亩产量逐步降低，人均粮食占有量逐渐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终于全面破产，彻底崩溃。据吴慧先生的估计，本世纪3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20％，因此他认为这是“生产的逆转”，而不是“上升”（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199页。）。以美国人珀金斯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人均粮食消费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其弹性有限，而近代中国的又不断增长，但耕地面积显然并未同等规模地扩大，近代粮食进口又始终有限，因此要养活日益庞大的人口，亩产量不可能长期减退（珀氏假设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70斤）， 实际上是不断上升。日本学者尾上悦三则将人均粮食占有量定为600斤，结果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粮食亩产下降，到1895 年又恢复到战前水平，近代末期均呈上升趋势（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199页。）。1983年问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基调与此相同，认为1949年以前农业部门的“基本情况还是不错的”，“在1937—1949年这个毁灭性的年代之前，并未发生持续不断的农业衰退”，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足以“养活缓慢增长的中国人口”（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国史》第一部，上海人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76、77、84页。）。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不深入，国内不少学者对衰退论也提出异议。文洁、高山早在1981年即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粮食总产量， 在总的上升趋势在有两个较大的下落点：一个是1937 —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另一个是1947—1949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但“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从1916年到1951年，粮食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0.67％，其中1916—1936年为1.04％，1936—1946年递减0.15％）与人口的平均年增长速度（0.74％）“基本持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稍高于生理最低限度标准（每人每年用粮450斤，2100大卡），居世界中游水平（注： 文洁、高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与水平》，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332页。）。吴承明先生亦撰写《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91年第1期。），倾向于采纳珀金斯等人的主张，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在19世纪的最后的三十年已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至20世纪以来，粮食的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于高峰，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徐秀丽详尽研究了近代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粮食生产状况，撰文支持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注：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先前持停滞论的学者对以往的结论也有所修正。如章有义先生在《在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再估计》一文中，即肯定“到了清末民初农业生产基本上已恢复到太平天国前夕的水平，并有所超过”，不过他同时强调“不能无条件地把耕地面积的扩大归结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有结合耕地的实际有效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才能正确估量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有时耕地面积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91年第1期。）赵冈、吴慧等人合著的《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一书，也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亩产量上升应该是很可能的，但脸支持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清中叶以后以不同程度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注： 赵冈、 吴慧：《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第127、128页。）。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

　　究竟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我们以为，双方学者在他们的早期研究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存在着一个以假设代替事实的失误。例如珀金斯等人的结论，便是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个常数的假定推导出来的。事实上，粮食消费弹性有限论，只是在温饱大体解决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但对于收入极低的阶层来说，如果谷物的年消费量仅仅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的需要，也就是还不够“吃饱”的标准，其粮食消费弹性还是相当大的（注：参见厉为民、黎淑英：《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尤其是在旧中国，人口众多又极度贫穷，灾害发生频率极高，灾年大幅度节食，丰年则尽可能饱食，似乎已是中国农民粮食消费的常态。近代家陈炽，在其论“仓储”一文中，即曾提出此种情况“北人愚惰，不识盖藏，乐乐岁丰收，粒米狼戾，及偶逢饥馑，则束手待毙，或流离转徙，散之四方。”（注：陈炽：《庸书》内篇卷下“仓储”，第49页。）湖北一些地区甚至流行这样的民谚：“湖北沔阳州，十所九不收。倘有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注：中国人民大学馆长要东梁教授提供，谨此致谢。）珀金斯对卜凯提供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消费量的数据表示不可理解，即每个成年男子每日的粮食消费量低至1340卡、高达5357卡（以每公斤产热量3400卡计算约合粮食0.394公斤和1.576公斤）（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分册）第13页，转引自〔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0—402页。）。其实卜恺的数据在很大程度反映了不同地区因丰歉差别而产生的粮食消费的实际情况。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1931年湖南、湖北、江西、皖南、苏南、皖北131 个水灾县份的，各地农民“常时食粮，亦仅足维持最低限度之生存而已”，灾后的11月份，灾民食粮更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而此时的灾荒尚未达紧张程度”（注：《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载《金陵学报》第二卷第1期。）。况且粮食品种结构也会对消费量有所影响。据 20世纪30年代粮食品种结构调查，约为米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