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兼评学术界关(2)
2013-08-13 01:11
导读：，小麦16％，玉米、高粱等其他杂粮约56％（注：朱斯煌编：《民国史》，学会1948年印行，第397页。）。 事实上，许多地区消费连杂粮也难得一饱，而免不
，小麦16％，玉米、高粱等其他杂粮约56％（注：朱斯煌编：《民国史》，学会1948年印行，第397页。）。 事实上，许多地区消费连杂粮也难得一饱，而免不了“糠菜半年粮”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水灾也好，旱灾也罢，抑或其他自然灾害，固然每每造成稻麦杂粮等减产或绝收，却往往促进了能够适应此类变化了的气候、生态条件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为大灾重压下的农民留下了一片可回旋的余地。清宣统二年石印的《湖南乡土参考书》对两湖湖区水灾和
渔业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的：“滨湖水溢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注：转引自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 页。）。因此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茭、芦、菱、藕以谋生”，“或收鱼、虾、鳖、介以给食”（注：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第8， 道光十三年江陵知县姜国祺《申覆疏宣水道奏》。）。同治元年夏五月，陕西大旱，“渭水涸，人可徒涉”，可第二年春三月，“沿渭一带蔓菁遍野，难民全活无算”（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9“样异”，第5页。）。诸如此类变迁、利害转化，也会使大量得以延续生存的现象，无论如何也不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当然，这地粮食消费弹性有限论的怀疑，并不是要否认近代后期粮食总产、甚至亩产有所上升的结论，而是要说明在中国研究中应用某种原理进应该小心谨慎，任何无根据的一般推论往往会被事实所推翻。实际上当争论的双方都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有那么大的分歧，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正达成共识：其一是对近代中国人口数和耕地数的估计日趋接近；其二是对太平天国以后和抗战爆发至解放前夕的农业衰退看法基本相同；其三是近代后期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长而出现的粮食总量的恢复和增长的事实，也得到双方的认可（尽管起始时间有先有后）；其四是对近代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没有异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近代中国粮食亩产量及其变动趋势这一核心问题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注：参见吴承明前引文，赵冈、吴慧前揭书。另见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一书中有关约定租额与农田生产率关系的论述，中国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99页。）。
大学排名 这样，经过双方艰苦的探索和辩驳，其观点渐趋一致。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或许比较符合实际：近代中国的粮食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尤其是19世纪50 年代以后更是急剧地低落。19世纪末叶以后一度有所回升，局部地区在个别年份粮食亩产量甚至超过清中叶的水平，但总的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地区甚至持续衰退，因而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的局面。
（三）
长期的社会大动荡，无疑是中国粮食亩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甲午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亦使人们不堪重负。民国以来，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频繁的兵差徭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以及通货膨胀、高利贷等等，都倾压到全国农民身上。据卜凯对全国19省115个县的，1927年农民每公顷土地所纳税额与1911年相比，冬麦小米区提高的幅度为25％，冬麦高粱区为39％，扬子江水稻小麦区为17％，水稻茶区29％，四川水稻区为118％（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1941年初版，第642页。）。1920年后，南北各地军阀还普遍实行预征， 四川省有的地区预征最远年度为1980年（注：吕平登：《四川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78—479页。）。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势必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农业生产应有的，必然会抑制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势头。
那么，如何说明衰退之后有上升呢？有的学者试图从农民加大投入来回答问题，但资料表明并非如此。以投入劳动力论，据李伯重对江南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所作的研究，稻田每亩（折合市亩）投入的人工数，明末为12.1个，清中期10.5个，1936年为13.75个，1941年为11.25个，并没有多大的增加（注：李伯重：《明清江南水稻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以投入资本、肥料、种子而论，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天灾人祸频仍，农民赋税、徭役负担明显高出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民增加土地投入的程度很难作过高的估计。在东北吉林，直至1922—1931年间，农民们“仍然每年一次地用一种生铁的犁头翻地，深度不过三、四英寸……对于土壤的施肥，不论是
化学肥料或厩肥都是极少的。……由于习惯在春天要把这一年作物的根挖去作燃料，因此土壤里甚至连天然的腐植土都没有”（注：《海关十年报告》（第五回），1922—1931年，卷1，第236页。）。在华北，每当田间收获之后，即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括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罄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于土壤中的不过一点草木灰而已”（注：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7年再版，第242页、319页。）。尽管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这较大规模的农产改良活动，但毕竟为时太晚，只能在局部地区产生显著的增产效应，对全局来说则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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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者对解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 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的指数只增加0.07个百分点，而当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比率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指数竟减少0.19 个百分点，后者波幅远大于前者；而且从1950年至1990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和农田受害面积比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波峰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比率的波谷值，粮食产量的波谷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的波峰值（注：参见厉以宁等：《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187页、193页。 另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页。）。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基本因素之一，遑论旧中国的农业了。因此要明了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低落又回升的真谛，也只能从制约家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等中性因素中，才能找到答案。
（四）
应该承认，在灾害、环境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的今天，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也走出了气象、水文、、地理、生态等自然科学的圈子，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搜集了大量的实例，论证了我国南北各地洪水泛滥给位于冲积平原、河谷或者旧河床、旧湖床等处农田耕地带来的施肥作用，因为洪水中携带的大量泥沙具有极高的肥效价值。在河北省，永定河第一次泛滥造成的损失，一般都会由于淤沙的肥效而得到弥补，即所谓“秋禾年失，夏禾倍偿”；该省固安和霸州浑河（桑干河）泛滥留下的淤沙，被当发农民称之为“金铺地”（注：《畿辅通志》（1910年），转引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在卫河平原，第当秋洪退后，地面上都会留下一层细细的肥土，通常厚达一二寸至三四寸，只要将麦粒撒入泥缝中，“也因水分足、土质肥，次年麦收必丰，每可抵偿夏作的损失”（注：王钧衡：《卫河平原农耕与环境的相关性》，载《地理》第1卷第2期，1941年6月1日。）。据《东方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