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兼评学术界关(3)
2013-08-13 01:11
导读：志》的一篇文章称，“民国四年（按：此处年代当为民国五年之误，下文民国三年亦应为民国四年），广州附近水田，特别丰收，农民皆额手称庆”，而其
志》的一篇文章称，“民国四年（按：此处年代当为民国五年之误，下文民国三年亦应为民国四年），广州附近水田，特别丰收，农民皆额手称庆”，而其原因就在于民国三年广东遭数百年未有之水灾，“且水浸数月，各种物质沉淀极富，土壤养分大增”，故“四年之丰收，实三年之凶年有以造成之也”（注：韩旅尘：《农民须知自然界关系论》，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7期，1918年7月15日。）。
另一方面，在同样的天气过程的控制之下，不同的地区也会因为地形地势的不同而出现得失各异，苦乐不均的沧桑之别。1933年黄河发生本世纪以来第一次特大水灾，但华北、西北许多未受灾地区却“因雨水浸润之故，田禾畅发，实已造成数年来未有之丰收景象”（注：朱其华：《中国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版，第165页。）。其中天津南乡“米产较往年多收二成，平均每亩可收两石，打破历年纪录”，山西“除水灾区外，高原均有十足收成”，安徽北部的阜阳“高粱丰稔，为十余年来所仅有”，他如绥远、陕西、甘肃等省也有许多地区“依然丰收”（注： 钱俊瑞等：《一年来概况》， 申报月刊社1934年版，第81—82页。）。这是就水灾来说的，台风亦然。郑斯中根据地方志中气候灾异及丰歉记载，建立了广东省1400至1949年间水、旱、台风、饥荒、严寒与丰收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台风次数竟与丰收程度呈正相关， 也就是说台风愈多， 愈能获得丰收（注：郑斯中：《1400—1949年广东省的气候振动及其对粮食丰歉的影响》，载《研究》1983年第1期。）。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土壤流失灾害固然恶化了高地、上游的生态。但其产生的泥沙被流水搬运到下游，淤积在河道、海坦形成的沙洲、沙坦、沙滩，又为沿岸人民拓宽了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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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灾害与环境之间的利害转换，只能解释短时间局部地区农作物收成大幅度起伏的景象，它也只能说明传统小农经济虽屡遭摧残，却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的变动因素。对于农业生产长时段的低落和回升过程，还需要寻找带有整体变迁物质的动态因素。
幸运的是，竺可桢在本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我国上气候变迁的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锁钥。从他绘制的近五千年来中国物候温度的变动曲线来看，大约从公元1000年即北宋初年开始，我国古代的气候即结束了相对的温暖湿润期，进入一个长达900 多年的寒冷时期。尤其是从15世纪以来的近500年中， 我国进入一个被称为“明清小冰期”的最寒冷时代。在这500 年中， 出现了两个温暖期（1550 —1600，1770—1830年）、三个寒冷期（1470—1520年，1620年—1720年，1840—1890年），此后气候则逐步变暖。本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冬季平均温度较1875—1880年期间高0.9℃，比18世纪中期高出1.4℃，其他各地的气温也波浪式的趋向增高（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科学》1972年第2期。）。 就全国范围而言，20世纪20～40年代的30年是近百年来最温暖的时期，全国平均气温上升了0.6～.07℃（注： 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451页。）。气候趋冷或变暖，这种看起来似乎是极其狭小的变动范围，对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却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研究表明，年平均气温提高1℃， 我国南方地区积温即增高365℃，最北的地区也能达到150℃以上。主要粮食作物每提高一个熟级（即从早熟品种到中熟品种或从中熟品种到晚熟品种），所需积温增加100～200℃， 因此气温每增高1℃，冬季作物的熟级均可相应提高一级或二级。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经验，作物每提高一个熟级，产量即可提高10％（注：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5页。）。19世纪中后期气候变冷，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这里“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注：舒景蘅：《怀宁县志》（民国四年）卷6，第2页。）。 随着气候趋冷，以集中爆发一系列大旱、 大涝、大震、大风、大疫等自然灾害，以至形成当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称之为“清末宇宙期”的自然灾害群发期（注：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其对于农业生产的打击就更为深重了。到20世纪初，我国平均气温再次回暖， 尤其是1920 年至1949年，是我国农业气候一个比较重要的界限温度，日平均气温10℃持续期最长的一个时期（注：王馥棠：《近百年来我国积温的变化与作物产量》，载《地报》1982年第9期。） 作物产量的回升显然也在情理之中。1934年出版的《到青海区》一书在论及西宁大呈荒地时，即认为“近年来气候已大大转变，较前温和了不少，如能乘机开垦，随时种植，其收效一定很大”（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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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以下几种因素的抑制作用，使这种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的气候条件，未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首先，气候变暖本身也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导致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地区出现干旱（注：郑斯中：《我国历史时期冷暖年代的干旱型》，载《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几次特大旱荒，如1920 年北五省大旱、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1928～1930年华北和西北大饥荒、1934年全国大旱灾、1936～1937年川甘大旱荒、1942～1943年中原、 广东大饥荒等。 气候变暖又给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条件，1928～1936年无年不蝗，蝗灾有六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1929年、1933 年更遍及11省168县和9省1市265县，范围极其广泛，进一步加重了对农业的摧残（注：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版，第 2—8页。）。第二，一系列重大灾害过去之后， 给环境造成的恶劣后果，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消除。何况，这些灾害大都与清中叶以来爆发式增长造成的环境退化紧密相连，其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就更大。因为由人为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非线性、累积性和扩散性，一旦退化发生，往往会成为历史性包袱遗留给后人。赵冈等学者把生态环境之恶化，看作是清中叶以来农业明显减退的“最基本的真正长期性因素”（注：赵冈、 吴慧：《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第127、128页。），确为卓见。
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交相迭至的“人祸”，必然极大的抑制了此一时期农作物产量上升的幅度，使其始终处在极度强烈而又频繁的波动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