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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

2013-08-10 01:59    方志在我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实与国史相等，甚至超过。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之广，如顾颉刚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1] 对方志的利用价值，瞿宣颖归纳为：“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在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地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2] 这六点归纳可说已经很全面了，但笔者还可以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即方志对于我国科学史（特别是科学史）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其所包含的内容，犹如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辛勤耕垦，才能发掘其潜力。

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3] 英国一位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也同笔者谈起类似的感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正是这样杰出的农业系统哺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尽管浩如烟海却对农业科学几乎全不提及？”[4] 于是乎我们只能到一些专门的古农书上去探索，但中国的古农书也是很走厄运的，在文献上可查到的农书名录约有500多种，而目前还存在的仅约一半，还有一半都佚失了。[5] 可以补农书之不足的就是方志。

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的，全国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省有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即就一个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志，也有1800来种（包括佚失）。[6]

尽管方志的内容中与农业有关的部分甚少，仅物产、土贡、风俗等，尽管有些方志所记的物产极其简略，如仅举出作物品种的名称等，但有这点记载，就等于在时空的坐标上标起一个位点，积少成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出规律，重现失去的历史信息。笔者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对方志中的农业史内容初步有一些接触，深感值得图书学界和农业史工作者的重视，现将个人的粗浅体会陈述如次，借供交流。

一、 方志与农作物的品种资源

各地方志中的物产部分订书机罗列一些农作物的品种名称，这些名称历来可说是默默无闻，不引人注意。但是，我们知道，随着近20年来农业生产上现人新品种的迅速推广普及，使当地原有的农家品种不断理由到淘汰，因为地方品种的丰产性、耐肥性不如现代新品种。可是与此同时，地方品种的其他优良性状如抗病虫害、耐瘠、耐不良条件，品质优等也随着被淘汰了。其后果是今天用来培育新品种的基因基础日益狭窄，可以利用补充的基因资源日益减少。而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往往因对环境的失调缺乏适应力，表现得非常脆弱。为此，近年来不少（包括我国）都注意收集保存地方品种资源，建立所谓“基因库”或“种质库”，以防品种资源的进一步消失。在这种重视品种资源的新形势下，研究品种资源的历史演变自然提到日程上来。而对品种资源的历史状况，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既有丰富的品种资源，又有历代方志的记述可供整理研究。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表15宋代十二种地方志中水稻品种的统计

方志名称（今所在）|籼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计（新增）（重复）
宝祐琴川志（常熟）|27（27） 8 （8） |35 （35） （0）
淳祐玉峰志（昆山）|25（15） 9 （9） |34 （21） （13）
绍熙吴郡志（吴县）|2 （0） 0 （0） |2 （0） （2）
嘉泰吴兴志（吴兴）|8 （5） 1 （0） |9 （5） （4）
绍定澉水志（海盐）|7 （0） 2 （0） |9 （0） （9）
咸淳临安志（杭州）|6 （5） 4 （3） |10 （8） （2）
嘉泰会稽志（绍兴）|40（34） 16 （12） |56 （46） （10）
宝庆四明志（宁波）|14（9） 11 （10） |25 （19） （6）
宝庆昌国志（定海）|14（0） 11 （0） |25 (0) （25）
嘉定赤城志（台州）|24（18） 9 （5） |33 （23） （10）
淳熙新安志（歙县）|25（24） 7 （5） |32 （29） （3）
淳熙三山志（福州）|21（18） 10 （8） |31 （26） （5）
合 计 |213 （155） 88 （57） |301 （212） （89）

就水稻的品种资源而言，我国的方志从宋代开始记载水稻品种的就多起来，遗憾的是宋代方志存留至今的较少，影响了对品种资源的较全面的了解。笔者查阅了26种宋代方志，其中12种记有水稻品种的名称，共得301个，除去重复的89个，实际212个（见表15），时间在淳熙（1174）至咸淳（1274）间，恰100年。表内括弧中“新增”字样，表示该栏下的数字是同他志不重复的品种数。这样，共有籼粳品种156个，糯稻品种57个，合计212个。糯稻品种占全数的26.76%，反映了古代种植的糯稻品种远较现在为丰富。

如果把这个212个品种的名称都开列出来，并在每品种后注明它所在的方志名称，就可以看出品种分布的地域性及其某些规律（这里从略）。[7]

到明清时期，方志数量大增，水稻品种见之于方志记述的也随之增多。清《授时通考》（乾隆七年修）卷二十二谷种篇对明及清初方志中有水稻品种记述的，加以汇总，名《直省志书》，共转录了当时直属省十六个省的223个府、州、县方志中的水稻品种。经笔者逐个清点结果，共得3429个品种（包括重复的在内）。按品种数的多少次序排列，以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安徽五省最多，共占全部的65.71%（见表16）。表内各省品种数相差很大，是由于搜录的县志数多少不同之故。总之，以直省志书为基础，进一步加以补充，肯定可以大大增加，比如浙江虽然最多，达530个，但经笔者不完全的搜求，又得258个，总数达788个。
查阅了方志上这些水稻品种的逐个名称及其有关文字的描述，得到如下三点体会：其一是品种资源的继承性。将宋志中琴川、玉峰两志42个品种拿来与16世纪明代黄省曾的《稻品》（该书是对《姑苏志》的补充）中所录的35个品种对比，有27个（占稻品的77.1%）与宋志相同。再查清道光的《苏州府志》所录的38个品种中，仍有26个（占68.4%）与宋志相同。说明这些品种自从在宋志上出现以来，在苏州地区持续栽培了600年左右。再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松江府志（1817）、上海县志（1871）、川沙厅志（1879）、江震物产（1898）四志中，找到与《稻品》相同的品种有24个（占68.6%）解放后50年代初，董巽观等[8] 为了对《稻品》的35个品种作注释，在嘉兴、平湖一带访问了当时农业社的老农，发现稻品中的雪里拣、师姑粳、早白稻、麦争场、三朝齐、紫芒稻、矮糯、青秆糯、小娘糯、香秔、乌籼糯等十一个品种在嘉兴、平湖一带仍有种植，而且老农口述的这些品种特性与《稻品》所记的文字完全吻合，这就进一步把这些品种在太湖地区的栽培历史延长到800来年。其二是品种资源的变异性。作物品种在栽培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年年的单独种植，单独留种而得以保持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然变异、人工选择，耕作制度的发展变更，异地引种等因素，使得一个地区的地方品种组成处于缓慢的不断的更换之中。继承和变异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是很自然的。查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方志记载，可以找到变异性很大的一些实例。如笔者选择常熟、昆山、杭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