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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2)

2013-08-10 01:59 波、绍兴、台州、瑞安、福州（代表苏南、浙北、浙东南、闽北）的早期方志（宋志为主）和晚期方志（明志）所记水稻品种，加以一一核对，发现在早期方志中的236个品种中，仅有44个（即18.6%）还见之于晚期方志，有192个(81.4%)的品种在晚期方志中已不见记载：反之，在晚期方志所记的270个品种中有226个(83.7%)是新出现的。说明这些地区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品种组成的变动是很大的。但因方志记载本身的不完整，前后方志撰修人的标准不一致，这种所得的数字只有相对的参考意义而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表16 《直省志书》中水稻品种的地区分布统计

省别|府、州、县数|水稻品种数|所占
浙江|25|530|15.45
江苏|21|525|15.31
江西|26|465|13.56
广东|25|387|11.28
安徽|17|347|10.11
福建|23|274|7.99
湖南|11|270|7.87
云南|25|261|7.61
湖北|8|187|5.75
广西|3|84|2.44
四川|4|42|1.22
陕西|3|26|0.75
河北|8|16|0.46
河南|17|15|0.43
山东|14|0|未记录
山西|3|0|未记录
16省|223|3429|100.00

因古书无点逗，文字叙述和品种名易混淆，因而统计的数字可能因人而异，这里是作者的首次统计。

其三，是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品种多样性是物种在自然竞争中一种适应性的表现，是人们培育作物新品种的物质基础。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在农书（如《齐民要术》中虽有记载，但远不如方志中记载波丰富、详尽。现举几方面的例子，以见一斑。比如在生育期方面，除了通常的早熟、中熟、晚熟品种以外，方志上还记有特别早熟、特别耐迟种的品种，如江西泸溪有：“最早者名五十粘、次名六十粘。他种青黄不接，而此两种可先食，田家种以继不足。”[9] 湖北德安有：“*[原字卄头下查]谷者，其种法不必浸种分秧，但耕下子，五六十日可实。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播此。”[10] 在株形方面，除了常见的高秆、矮秆等外，还有特殊的形态，如“雀不知”、“叶下藏”等，是一些“穗低而叶仰”的品种，11） 有利于躲避鸟雀为害；在穗型方面，有大穗型的“三穗千”（每穗结谷三百粒以上）；有密穗型的“辫*[原字左禾右畾]稻”，“缀粒甚密，颗稍圆细”[12] 。在特殊品质方面，有“香子稻”，“一名香*[原字左禾右畾]，色斑，粒长，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饭皆香”。“有芦黄糯”，“酿酒最佳”。有“麻筋籼”，“秆柔，可以为索”等等。在抗逆性方面，有：“旱棱，宜高田；水棱，宜下田”；“长水红，……极涝不伤”，“料水白，岁遇甚涝，辄能长出水上”（以上各县方志中甚多）。有耐盐碱的：“曰碱稻，曰大塞，二种宜卤田”。[13] 此外还有耐寒、耐热的等等，不俱举。至于抗病虫的品种，在方志上较少见，而实际不少，这是因为古代对病虫的知识缺乏，没有引起专门的注意。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即代表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我国水稻品种资源对东南亚水稻的新品种培育也有很大的贡献。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品种资源中，鉴定出一批抗病虫的品种资源，其中来自中国的竟有十几个之多。[14] 甲午战争（1895）后，日本人从我国带去一个陆稻品种被取名为“战捷”（原名不详），发现有很强的抗病性，日本育种家以“战捷”为母本，培育出一系列抗稻瘟病的品种，战捷是唯一的抗稻瘟病资源。我国目前广泛栽培的“珍珠矮”品种，其母本之一是“矮仔黏”，一般都说矮仔黏是从南洋带来，但笔者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上找到矮仔黏的名称，说明是我国原有地方品种。这些事例说明我国品种资源的丰富和重要性，而我们自己对品种资源并未作彻底的清查了解，对方志中的品种资源进行清理则是整个品种资源工作中（、收集、保存、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方志与耕作制度及栽培技术

我国的传统一向以精耕绘图仪和、复种制度多种多样著称。著名农书如《齐民要术》（北魏）、王祯《农书》（元）、《农政全书》（明）等虽然对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已有非常丰富的记述，但这些大型农书的综合性较强，不可能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针对性的耕作制和栽培技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农书如陈旉《农书》（南宋）、《沈氏农书》（明末），虽然对一地的栽培技术有详细、精辟的叙述，但对比我国幅员的辽阔，农业地区性之强，地方性农书的数量显得太少。方志正可以弥补这两类农书的不足。就以浙江省的水田耕作制为例，浙江的连作稻主要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上延续最久的是间作稻（浙南为主）和单季稻（浙北为主）。若问浙江的间作稻起始于什么时候？这是从农书上找不到的。但可以从《平阳县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找到满意的记载：“春分平田，浸种下秧，通田。春夏之交，先分早秧插田，疏其行列，俟数日后，乃插晚秧，曰补晚。浃旬而耘，至于再三。旱则水车引水灌之。及秋而获早稻，乃以竹畚取河泥壅之，践早稻根，以培晚稻，又时粪之。及冬而获，名曰双收。田远乡瘠地，止单插，土浅者宜早稻，土深者晚稻，收获俱毕，随犁而曝之，以受霜，则来年土膏而禾盛。然地多斥卤泥涂。故种麦者少，昔人所谓不粟麦而秔稻足是也。……山乡陆路则种麦、豆、麻、苎、餹（即甘蔗—笔者）、靛、木棉等物。……地少蚕桑，故不织帛多织布。”[15]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这段短短200来字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清初时浙南平阳地区的耕作制面貌和间作稻的栽培技术，间作稻从做秧田、下种，到插早稻，补栽晚稻，耘田次数，及时灌水抗旱、捻河泥作晚稻肥料，利用早稻根培肥晚稻，和追施人粪尿，直至晚稻收获的全过程都在内了。并且指出间作稻适于土地较肥、稠密的地区，僻远的山乡瘠薄田，仍只种单季稻。不论单季双季稻，冬季都不种麦也不种绿肥。至于旱地的耕作制更是复杂，计分别种植麦（大小麦）、豆（冬季蚕豆，夏季大豆）、大麻、苎麻、甘蔗（表明平阳是浙江的老蔗区，有优良的果蔗地方品种，作者在60年代曾去调查过。染料作物靛（被服、蚊帐等的重要蓝色染料）和木棉（即棉花）等。当时的蚕桑较少，所以农村妇女多织布（麻、棉纤维）。浙南一带的间作稻还上溯至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府志》中也有间作稻的记述，文字简略些。

浙中的东阳一带盛行另一类耕作制，如麦→白豆（即大豆，套种于麦下）→秋杂粮或蚕豆→早、中稻→秋大豆。稻田还有一种以毛发拌火泥灰的所谓“塞秧根”的施肥技术。这些都可以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东阳县志》中找到，记述的内容较上述《平阳县志》还详细，这里就不俱引。像平阳、东阳县志中这样详细记载当地耕作制和栽培技术的，为农书或其他史书所不得见，说明了方志在保存农业科学史资料方面的突出的价值。

三、 方志与农书的互相补充作用

上面着重介绍了方志中记载的在农业科学史的特殊价值。但这不等于说凡是方志上记载的都比浓书上的好，那将是很大的误解。正确地说，方志和浓书都有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纠正的地方。比如有些古书上疑难不决的地方，借助于方志可以解疑。例如《管子·地员》篇中提到一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叫“*[原字左禾右畾]葛”，经过考证，是“*[原字左禾右畾]*[原字左禾右葛]”之误[16] 但它的含意如何？有无现实意义？都还是疑难。可是从宋至明清方志中可以找到大量带*[原字左禾右畾]音的水稻品种名称，有些是同音通假的，如“*[左米右畾]*[左米右散]”、“藟散”、香*[原字左禾右畾]、“辫*[原字左禾右畾]”、“磊晚”等。据方志的介绍，*[原字左禾右畾]是“缀粒甚密”即现代所谓密穗型的品种，现在口语中有些品种都还保留*音。[17] 这样，2000多年前一个古农书上的含义不清的“死”品种，就给复活了。另一种情况，是方志上弄错的，则可以借农书的记述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