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观察与研究(1)(2)

    三

    在欧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群私人 企业 （或一个小集团）就可以从 经济 上产生和（或）统治一个特定的 社会 。在这些所谓的“公司城”里，就业、地方税收和社会财产价值都取决于企业的活动，企业完全“拥有”这个城镇，公司甚至会 影响 政府官员的选举。

    在传统 中国 社会结构中，有三个基本的自上而下纵向排列的社会阶级，即官、绅、民。而官又分为两等，在上者为在职之官，在下者为致仕（含候选及退职）或在籍之官；而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地主）为“民首”，商为“民末”。官的下层致仕与民的上层“士”共同构成了官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士绅”。在传统秩序中，官民之间的联系、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往往通过士绅来完成。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地方 政治 、经济、 教育 与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苏南 农村 社区领袖的出现会不会是中国近代乡绅自治传统的某种回归，或许这还有待观察。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代士绅阶层是开放和流动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商品经济和新式学堂的发育壮大中士绅特权无以为继，社会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层级松动。周荣德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 研究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松动过程（参见周德荣，《中国社会德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从“可转化性”来看旧时的士绅与今日农村社区领袖有相近处。当然一个非常的不同是士绅的产生与科举功名血脉相关，而社区领袖的出现是市场经济使然；流动和转化的方向也恰好相反，一个是由绅而商，从政治角色到经济角色，一个是由商而绅，从经济角色到政治角色。

    近代苏南士绅的转化更具典型性。一方面，旧士绅衰落分化，商人地位逐步上升。士绅们转化为商人、自由职业者、留学回归的新式知识分子、地方新政办理人。另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形象得以根本性改变，商与绅、商与官的身份发生对流和重叠，绅商一体，官商平等，官本位体系发生动摇，商人组织（商会）及其活动触角开始伸向社会。中国的工商实业阶层终于在一统天下的王权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里争得了一席之地，昭示了中国社会极有希望得光辉前景（参见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 现代 化研究》第161-230页，南京大学1999年版）。

    在中国革命的 历史 上，为发动农民革命，士绅曾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但在中国共产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士绅又被拉入权力体系（如李鼎铭），成为新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乃至解放后，他们的代表人物（张澜、梁漱冥等）在中共政权中仍有一定的地位。对今日农村新出现的社区领袖，如果站在“三个代表”的角度来认识，或许我们会更加感到鼓舞。因为他们在本社区风确实担当着代表多数人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角色。而且他们还是维持本地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力量。  将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做一番比较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农村社区领袖城市经济精英

    农村城市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年长者  年轻人

    保守与新兴社会的平衡者  潮流引导者

    组织、等级  个性、凝聚力

    管理型  技术型转化

    经验丰富  知识结构新

    固定资本有庞大积累  财富快速集中、个人富有

    自我积累  上市融资

    固定资产和设备优势  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优势

    本土性、社区性  流动性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贡献未明晰化  有创业股或技术股

    当然，上述比较只是一个大概，也有例外。如江苏通州黄金村（综艺股份）的昝圣全，他不仅走向了大城市、海外，且成为一个新经济领域里的英雄。昝圣全已经介于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之间。新一代的农村社区领袖有可能是：原体制内的下海经商者，农民经纪人，有经济实力的本土青年企业家。如果坚持农村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变，这些人将是未来农村经济 发展 和政治自治的主要组织者。这一迹象，我在苏南的许多乡镇都碰到过，尤其是这两年。张家港南沙镇有一个长山村，前几年换了几任支书，都干不好，后来换了一位私营老板，干得很顺当。其实，这位老板在别人当支书时，村里的公共设施工程乃至干部年终奖金都向他伸手，次数少了可以，次数多了就不行了。现在，村里修桥铺路敬老扶贫的事都是他这个新支书干，但心理比原来情愿了许多。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欲做村镇干部，必有经济基础”成为一项组织原则。在太仓市，有一个璜泾镇，近三年来在新任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搞了一个“双带工程”，即村镇干部带头致富。镇里干部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鼓励办企业，村里干部任期内办不起自己的企业，撤职。结果，三年时间，这个全市最穷最偏僻的镇，现在 工业 用电量占全市1/4，村镇面貌大大改观。 目前 ，璜泾镇的“双带”经验已在苏南基层悄悄传开。

    未来，随着中心镇及县城所在镇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其良好的公共设施、三产服务业及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些对农村企业和企业家乃至企业高层主管和原来的社区干部，都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一些人开始进城居住（苏南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几乎无一例外的住在县城里）。精英的外迁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哀落的一个原因和征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民的组织程度、村民生活信心的建立都是一个损失。农村暴露出来的生态、 交通 、教育等 问题 愈积愈多，这又动摇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家乡农村继续居住下去的打算。留在农村的成为真正的社会弱势阶层，引起农村社会更大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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