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第一：农民的经济伦理(1)(2)

二、“户耕十亩”依据之二：农户生产资料投入的 经济 分析

“户耕十亩”固然满足了农户的生存需要，那么，它是否适合农户所能承受的耕种能力?如果农户没有能力完成“户耕十亩”的规模，也就无法实现其生产目标。农户的耕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一是生产资料。关于劳动力对耕作能力的贡献，李伯重先生已作了详尽阐述，论证了“人耕十亩”的经营规模[13]，这里只需再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考察农户的耕种能力。

    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农具和肥料两项，由于这两项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其投入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一定的耕作水平下，农具的投入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它对亩产量的贡献几乎没有弹性；相对而言，肥料对亩产量的贡献则会有一定幅度的弹性，因此，这两项生产资料的投入中，农民更为重视的是肥料。这可以从两项投入价值的比重看出，沈氏在 计算 明末湖州地区的农业成本时，仅计“农具三钱”[14]。陶煦依照沈氏的投入比例计算清末苏州地区的农业支出时，肥料为农具的6．25倍[15]。刘大钧民国二十年代对吴兴地区的调查结果，仅现金生产费用支出中，“肥料”就是“修买农具”的2．4倍[16]。考虑到后者以现金支出为主，而前者则应有相当一部分的非现金支出，实际的倍数应远远高于2．4。因此，我们着重论述农户肥料的投入能力。

明末湖州沈氏认为，“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人粪力旺，牛粪力长，不可偏废”。清末苏州奚诚亦认为，“种田全凭粪力”[17]。肥料，可以采取向附近各镇租买粪窖的办法，也可以通过自行饲养牲畜的 方法 来获取。沈氏针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两种方法的成本，提供了最为经济的积肥方法：“租窖乃根本之事，但近来粪价贵，人工贵，载取费力，偷窃弊多，不能全靠租窖，则养猪羊尤为简便。古人云：‘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则养猪羊乃作家第一著。计羊一岁所食，取足于羊毛、小羊，而所费不过垫草，宴然多得肥壅。养猪，旧规亏折猪本，若兼养母猪，即以所赚抵之，原自无亏。若羊，必须雇人斫草，则冬春工闲，诚靡禀糈。若猪，必须买饼，容有贵贱不时。今羊专吃枯叶，枯草，猪专吃糟麦，则烧酒又获赢息。有盈无亏，白落肥壅，又省载取人工，何不为也!”[18]即以糟麦和枯叶、枯草为饲料养猪羊以获得厩肥的方法最为经济。他还进一步制定了家庭养殖的规模：“养胡羊十一只，一雄十雌，孕育以时。……每月吃叶草四十斤，每年共计一万五千余斤。……买枯叶七千斤，约价三两。……买羊草七千斤……亦该三两。垫柴四千斤，约价二两。约共叶草八两数。每年羊毛三十斤以外，约价二两；小羊十余只，约价四两；可抵叶草之本。每年净得肥雍三百担；若垫头多，更不止于此数。养山羊四只，三雌一雄，每年吃枯草枯叶四千斤，垫草一千斤，约本二两数。计一年有小羊十余只，可抵前本而有余；每年净得肥雍八十担余。”[19]“养猪六口，每口吃豆饼三百斤，六口计一千八百斤，常价十二、三两。……小猪身本六个，约价三两六钱。垫窝稻草一千八百斤，约价一两。共约本十六两零。每养六个月，约肉九十斤，共计五百余斤。照平价，计银十三两数，亏折身本，此其常规。每窝得壅九十担，一年四窝，共得三百六十担。……养母猪一口，吃饼，总计一千二百斤，常价十二两。若得小猪十四个，将八个卖抵前本，赢落六个自养。每年得壅八十担。”[20]在养猪这一段中，前后两处的饼价和小猪身本价不同，这是由于“养猪六口”以下的成本和利润是以十年前的价格为准计算，而“养母猪一口”以下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准计算所造成的。对此，沈氏还特别强调“然饼价增，肉价亦增，随身长落；种田养猪，第一要紧，不可以饼价盈，遂不问也。”[21]不难算出，按照这一家庭饲养规模，全年可得羊猪厩肥八百二十担。正如沈氏自己所称，“试照前法，多养猪羊，一年得壅八、九百担，比之租窖，可抵租牛二十余头，又省往载人工四、五百工。古人云‘养了三年无利猪，富了人家不得知。’……耕稼之家，惟此最为要务”[22]。

那么，农家的这一制肥规模是否能够满足农田的生产需要呢?按照沈氏的施肥量标准，“若平望买猪灰及城钲买坑灰，于田未倒之前棱层之际，每亩撒十余担”[23]，即基肥一次用厩肥一千多斤。“下接力，……每亩下饼三斗”[24]，即追肥一次用豆饼肥四十斤左右。因此，一千多斤的厩肥和四十斤的饼肥在稻田上平均可以换取二石稻米。我们以十亩稻田使用的厩肥算作一百五十担，农家的制肥能力大大超过了这一需求。那么，怎样来使用这多余下来的六百七十担厩肥呢?农户可以有三条途径：一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一是增加亩施肥量，再就是寻求新的生产项目。前两条途径的结果是相同的，即增加粮食总产量。

    我们先来看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结果，再来看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粮食的需求量是缺乏弹性的，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粮食的消耗量是一定的。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施肥量标准下，户耕十亩的生产规模已经能够满足农户全家的口粮需要，暂且不论通过增加亩施肥量能否提高亩产量，农户通过扩大耕种面积或提高亩产量所带来的增产部分，势必要通过出卖的方式实现其价值。在效益低下的农业 时代 ，农民出卖粮食是无利可图的，这是因为，农民在出卖粮食的同时，也无偿地放弃了这部分粮食中所拥有的土壤中的那份肥料。杰出的农业化学创始人李希比对此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生动的阐述：“我们想，很小一个庄园，平均生产的面包、牛奶、肉类等等，恰够养活五口之家。所有产品都被消耗着：谷物——作面包及面食；土豆、豆科作物及其他大田作物的果实——作蔬菜；三叶草、干草等作牛羊的饲料；牛羊的肉和奶供人吃；在这种情况下，耕地里提供的全部东西，为了大田生产在庄园里以人畜粪尿、垫圈秸秆及厨房的废物的形式完全保存起来(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厩肥和厩肥水)，用以生产大田果实的土壤成分。当它们处在土壤中时就叫做植物营养物质，当它们还是厩肥或厩肥水时就叫做肥料。这两个名称是一个意思，同时很容易理解。在厩肥的厩肥液里，我们没有任何困难就能收集到和运到地里，以归还由那些大田庄稼从地里取出的全部营养物质。如果每年都这样进行，或者都照样给地里施肥，以便每块地在厩肥水和厩肥液中重新得到它们曾经被夺去的那些营养物质，那么它们就会重新回到开始经营时的那种状况。很明显，只要外界条件相同，光照、雨量相同，每块地就会生产它上年一样多的谷子、土豆、豌豆、三叶草和牧草。……如果一个家庭，具有这么多的劳力，能耕种更多的土地，譬如说，耕种两倍以上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情况就会是另一个样；也就是说它自己消耗的，仅仅是它经营所得的产品的一半，但是生产这些产品需要付出它全部劳动。因此，这另一半产品就不得不卖给有关方面，以交换别的商品以满足自己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些卖给城里人用以交换料子、鞋子、武器的农产品，都包含着一定量的土壤所供给植物的营养物质，这部分营养物质已不能像第一种情况一样，以厩肥的形式返回到土壤里。”[25]一切的生活垃圾只有保留在农民手中，才能被化腐朽为神奇，清末张履祥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种田地利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即细而桑钉、稻稳，无非家所必需之物；残羹、剩饭，以至米汁、酒脚，上以食人，下以食畜，莫不各有生息。”[26]对于农民来说，被种植粮食的农民所消耗的那部分粮食，既能体现它维持人体生命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它维持土壤肥力的价值；而被农民出卖的那部分粮食所能实现的价值只有前者却丢失了后者。要使被农民出卖了的粮食里所包含的土壤肥分重新返回土地，必须付出资本、劳动等代价，这就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因此，增产的结果导致了成本的增加，换言之，增产结果却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益的降低。

通过扩大耕种面积以提高总产量的前提条件是增加劳动力。我们已经了解，户耕十亩适合一般农户的耕作能力，十亩以上就超出了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的耕作能力，因此，扩大耕种面积的前提便是雇工耕种。我们又知道，雇工耕种的劳动成本远远高于家庭耕种，按照沈氏的标准：“长年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27]雇人耕种不仅要供给较高的口粮，而且还要支付工银，因此十亩以上的亩产量的成本就要远远高于十亩以内的成本。因此，从产品实现的价值和劳动力的投入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扩大耕种面积的途径以提高总产量将导致农业生产效益的下降。

通过增加亩施肥量这一途径以达到提高亩产量的目的，只有在肥料成为提高作物产量的限制因素，并且肥料的边际产量大于平均产量时才能实现，这时肥料的经济效益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肥料的经济效益与肥料施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肥料的经济效益，是指施用每一单位肥料所能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农产品数量。当肥料成为提高作物产量的限制因素时，作物产量将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而有所增长，与此同时，单位肥料的增产量却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即肥料的边际产量是逐渐下降的。当肥料的边际产量尚高于平均产量时，其经济效益还处于提高的阶段，这时肥料的经济效益与肥料的施用量呈正相关；当肥料的边际产量下降到平均产量之后，其经济效益就进入了下降的阶段，当肥料边际产量继续降至零以后，作物的产量将随着施肥量的增加反而下降，这时肥料的经济效益与肥料的施用量呈负相关。这是因为，当肥料用量超过一定限度时，由于其它条件没得到相应地改善，致使植株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协调，作物产量不但不能进一步提高，甚至还有导致作物减产的可能。

    那么，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处于上述过程的哪一个阶段?我认为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下，肥料的经济效益与肥料的施用量之间已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浏览这一时期的史料，既没有因肥料而引起增产的真实可信的实例，也没有亩产量普遍提高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平均亩产量始终停留在一个较为固定的水平，至少说明人们没采取有效的增产方式，其中包括增加施肥量的方法。据此，我们虽不能断言增产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说增产并没有经济效益。此外，饼肥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认同上述观点。如果说，饼肥的使用在明代还仅限于江南的个别地区，那么，到了清代已成为这一地区广泛使用的肥料品种。厩肥向饼肥的转变是这一时期农业 发展 最为显著的表现，而这一发展的核心则是肥料，这表明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肥料对于提高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农业发展表现在粮食生产中就是提高亩产量。我们知道饼肥的肥效高于厩肥，“独豆饼之为物力最猛”[28]，但饼肥的效果却不是十分尽如人意。“今农未悉填底铺底之妙，但见苗已发科、开花之候，用豆饼菜饼撒于田中，大费工本。但知苗之可秀，孰知秀而不实于穗也。”饼肥的产量效果并不一定好，事实上，清代广泛使用饼肥后确也未见产量普遍提高的情形。况且菜豆诸饼不仅“工本又大，且以喂畜之食下田，岂非暴殄乎?”[29]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作为牲畜饲料的豆菜取代作为牲畜排泄物的厩肥在观念上难以接受，更可能反映了如此取代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效益这一更为实际的原因。可见，以饼肥取代厩肥的办法尚未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更不用说以增加厩肥施量的办法了，因为，前者的改变在肥料的性质上多少有了一点质的变化，故其增肥力度应高于后者。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明代以来的江南地区，即便肥料的边际产量还大于零，但肥料的边际经济效益必定小于零，也就是说，通过增加施肥量来提高亩产量是无利可图的。至于《潘氏丰豫庄本书》中介绍的“区种法”，其真实性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

因此，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将上述多余的肥料投入粮食生产都将导致农业生产效益的下降。那么，这部分肥料的出路究竟何在?明代以来太湖南岸地区的广大农户逐步摸索到了一条新的生产途径，即桑树种植。植桑及其所带动的产业链将很好地解决农户在劳动力和肥料上的一系列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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