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第一：农民的经济伦理(1)(3)

三、植桑：农户富余生产能力的最佳出路
 
    明代以来太湖南岸沿岸地区普遍种植桑树，种粮向植桑的这一转变固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章曾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对此作过考察，这里仅从农户肥料的 经济 效益这一角度稍作 分析 。
    由第二章第五节可知，明末湖州一带每年向桑地施160担牛厩肥可得桑叶1800斤。按照这一标准，前述农户自家生产的820担厩肥中，除去供给10亩农田所需之后剩余的670担，尚可满足4亩商产桑地的需要。下面我们只要分析160担的桑地亩施肥量的经济效益，以及农户在耕种了10亩农田之外再行管理4亩桑地的能力。
    关于太湖南岸地区单位桑地与水田经济效益的比较已有不少的 研究 ，一般情况下，前者高于后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其中大多数对于桑地经济效益的分析都将植桑获叶之后的后续生产环节养蚕和缫丝笼统地混入其中而不加区分。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的缺陷所带来的结论也只能对桑地高出水田的程度造成一定的误差，而不致改变桑地的经济效益高于水田的这一性质。因此，以下着重考察在160担亩施肥量的水平下，桑地的施肥量与产叶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处于产量曲线的哪一段?我们只要证明这时肥料的边际产叶量还没有开始下降， 自然 也就说明了这时肥料的经济效益是上升的。沈氏和张氏有关肥料与产叶量关系的论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沈氏告诉我们：“春天壅地，……惟未春先下壅，令肥气浸灌土中，一行根便讨力，桑眼饱绽，个个有头，叶必倍多。……清明边，再浇人粪，谓之‘撮桑’，浇一钱，多二钱之叶；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桑’，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桑好。”[30]如果说“春天壅地……叶必倍多”尚未具体给出为了增加一倍的产量所追加的施肥量，那么“撮桑”时的“浇一钱，多二钱之叶”和“谢桑”时的“浇一钱多一钱之叶”，则十分具体地描述了这时肥料的边际产叶量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尤其在“撮桑”时肥料的经济效益十分突出。他还说：“中地一亩采四、五十者”，即这一地区桑地中等亩产量仅为800～1000斤，而上述每亩1800斤的高产完全是“以二亩之壅力，合并于一亩者”之结果[31]。这一数量关系再结合张氏告诉我们的“地得叶，……最下二、三筐”[32]，即桑地亩产叶最少也有400斤，我们将这一产量作为土地自然的产叶量，即零施肥量下的产叶量。据此，我们甚至可以大致地描绘出肥料与产叶量的关系曲线。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肥料的产量曲线如图4—1所示，肥料与产量的关系随着施肥量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可以将它的变化划分为ⅰ、ⅱ、ⅲ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产量效益是不同的。第一阶段，自零施肥量的产量点(0，400)至平均产量(总产量／施肥量)的最高点。在此阶段内，边际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递增，直到转折点(图4—1中的a点)时为止，此时边际产量达到最高点，超过转折点则开始递减，但仍然大于平均产量。因而平均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至最高点时为止，此时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图4—1中的b点)。第二阶段，自平均产量最高点至最高产量点。在此阶段内，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均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递减，但平均产量大于边际产量，增产量依递减率而增加，直至边际产量等于400时为止(图4—1中的c点)，这时作物达到一个最高产量。第三阶段，自最高产量点以后，此阶段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因而总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减少，过量的养分会使产量下降到零[3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肥料的增产效应正在不断增加，如果将肥料用量停留在这一阶段的任一水平上，就未能完全发挥肥料的增产效果，因此施肥量应尽可能施用至这一阶段的终点，即下一阶段的起点，也即平均产量的最高点。进入第二阶段后，虽然肥料的增产效应依然存在，但是总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依递减的方式增加，单位肥料的产量水平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这一阶段已不是肥料最佳增产效应阶段。到达第三阶段后，增施肥料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减产，在任何情况下，施肥量不应到达这一阶段的起点，即前一阶段的终点，也即最高产量点。

上述肥料与产量的关系曲线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明清嘉湖地区桑地施肥量与产量关系的实际情况。“撮桑”时的“浇一钱，多二钱之叶”和“谢桑”时的“浇一钱多一钱之叶”，表明这时肥料的边际产量均恒为常数，即，总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施肥具有增产效应，但这种增加既不是递增的增加，也不是递减的增加，而是恒定的增加。因此，这一关系应位于上图施肥量为a点所对应的曲线附近，即边际产量最高点附近。这时边际产量已停止增加但尚未开始下降，恒为常数。“以二亩之壅力，合并于一亩者”之后，产量就由四、五十个翻为八、九十个，这同样表明了这时施肥量增加一倍，产量也增加一倍的关系，我们不难理解此时与“撮桑”和“谢桑”时的情形完全一致，在此不再解释。如果考虑到桑地的自然产叶量这一因素，那么我们可以更确切地理解上述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即无肥桑地的产量为400斤，80担肥料下的产量为900斤，160担肥料下的产量为1800斤。也就是说，施肥量由0增加到80担时产量增加了500斤(实际产量900斤减去自然产量400斤)；施肥量由80担增加到160担时产量增加了900斤(实际产量1800斤减去80担时的产量900斤)。第一次增加的80担肥料的平均边际产量为6．25斤／担(500斤／80担)，第二次增加的80担肥料的平均边际产量为11．25斤／担(900斤／80担)，即第二个80担肥料增量的产量效应大于第一个80担肥料增量的产量效应。这表明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依递增的方式增加，反映在产量曲线上，则这一施肥量还没到达边际产量最高点所对应的 a点水平上，肥料的产量效应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明清嘉湖地区桑地的施肥水平，无论在“壅地”基肥阶段还是在“撮桑”、“谢桑”的追肥阶段，肥料的产量效应均未超过边际产量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其施肥量水平处于合理经济的阶段上。

[1]  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 中国 农史》1986年第2期；《“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2]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3]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

[4]  [清]张履祥：《补农书》附录《策邬氏生业》。

[5]  参阅陈艳云主编《合理营养平衡膳食指南》，第9页，表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

[6]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7]  [清]张履祥：《补<农书>后》。

[8]  刘大钧：《吴兴 农村 经济》第三章，表六，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1939年。

[9]  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mcmillan press(london)1996，第二章，第一节。

[10]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四章，表十二、十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1939年。

[11]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12]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附录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1939年。

[13]  参阅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14]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15]  [光绪十年]陶煦：《租核·量出入》。

[16]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二章，表十六，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1939年。

[17]  [光绪元年]奚诚：《耕心农话》正集《种法》。

[18]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19]  [明]《沈氏农书·蚕务·附六畜》。

[20]  [明]《沈氏农书·蚕务·附六畜》。

[21]  [明]《沈氏农书·蚕务·附六畜》。

[22]  [明]《沈氏农书·蚕务·附六畜》。

[23]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24]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25]  [德]尤·李希比著，刘更另译：《化学在农业和生 理学 上的 应用 》，第232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26]  [清]张履祥：《补农书》总论。

[27]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28]  光绪二十一年陶煦：《租核·重租申言·推原》。

[29]  [光绪元年]奚诚《耕心农话·正集·种法》。

[30]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31]  [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32]  [清]张履祥：《补<农书>后》。

[33]  参阅李仁岗《肥料的增产效应与经济用肥》，孙羲主编《土壤养分、植物营养与合理施肥——中国土壤学会农业化学专业会议论文选集》，农业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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