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一）((2)
2015-05-10 01:07
导读：三 1959年3月吴江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些变化。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基本核算
三
1959年3月吴江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些变化。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除交纳国税和上交公社部分，再除生产费用和按标准扣除供给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应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三包一奖的原则进行分配，生产队执行大队三包一奖的任务，要定人、定产、定报酬地进行农业和桑树生产，生产队可得到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时应得的奖励，这些奖励可分给社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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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老虎的 问题 》。
②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
这些规定针对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大队之间的账目不清，债务不清，没有等价交换；公社或国家机关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戽水工具、农船等被无偿调用；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被无偿地调到公社；社员房屋和家具被无偿地租用，甚至调拨；社员的家禽未作价或记工分，就归公社集体饲养；富队和穷队之间搞平均主义等。
当时毛主席还提醒：“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 方法 ；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①中央会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这样实际上就退回了原来高级社或初级社的规模，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
1959年5月，吴江搞“算账”，“洗澡”。“算账能够彻底贯彻 社会 主义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高产队和低产队一样分；劳动多与劳动少的社员也是一样分；上下、左右之间的资金，生产资料的调拨，没有实行等价交换，因而 影响 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这次会上，在算清国家与公社，公社与大队的账目的基础上，当场兑现，应找则找，应还则还。震泽点8个公社结算出，国家退还公社的有49 396元，包括国家退给公社多上交的财政包干数47 052元；赔偿试验田成本费26元；赔偿调用展览品价数25元；地委调用的竹子和秧苗价款211元；大炼钢铁时调用的物质款2 082元。”1958年秋后，“有些大队、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瞒产私分粮食和公款……”又根据吴江第二批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1959年5月18日)统计，到会的公社干部224人，有贪污、挪用、透支、借支行为的44人。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1959年5月，吴江关于第二批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简报上又说，“到会的公社干部224人，有贪污、挪用、透支、借支行为的44人，占到会公社干部总数的19.6％。其中，贪小便宜的86人，占38.3％，金额280元；有贪污行为的18人，占8％，金额 l 013元，每人平均60元……作风上有一般强迫命令的94人，占42％，打人的38人，体罚群众的33人，不给群众吃饭的25人，有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的工人，有腐化行为的15人”。小队干部瞒报私分的面占56％，包括稻、麦、豆、菜、鱼、猪等，几乎有“产”必瞒。如庙港光荣大队第二小队，私分690斤大米……又说，“凡是大队干部问题较大的，小队干部的问题也较大”。
1959年6月6日，吴江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估价和工作中主要问题的报告说，1958年天气不好，但仍增产，水稻单产537斤，比1957年增加40％。如果加上收获时的损失浪费部分和群众多吃不算账的部分，单产还要高些。但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1月底实行定量供应时，平均每人多吃100斤粮食。再加上1958年国家征购粮食比1957年增加1O 139万斤(占1958年比1957年增产数的68％)，比三定任务增加780万斤。这样，每人实际全年口粮只有509斤，比1957年仅增加16斤。这509斤口粮，由于前面多吃了，后面只好少吃，有些地方连粥也吃不上，群众说，“大跃进，大跃进，结果一天三顿粥”。分配往往过头，公共积累也不留。还有大吃大喝，如某公社一下就请了500多名小队的积极分子来吃。又用太浦河
水利工程拆的100多间房的材料建
办公室。社员说，“拆掉民房，盖洋房；公社富丽堂皇，社员眼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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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第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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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领导对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了自我检查。秋蚕的桑叶只够养10 000张蚕种，却硬压到26212张。又企图以葡萄糖、糯米粮代桑叶，结果不行。又用每担叶13元的高价向浙江买，但仍然“粥少僧多”，除倒掉6千多张蚕种外，每张秋茧平均只产12斤5两，总产是2429担，价值24．2万元，仅成本花3工．3万元，自己的桑叶和人工不在内，还亏本7万l千多元。还有试验田，一亩田插一百万甚至三四百万亩，施几百担人粪，几百斤化肥。但大部分试验田搞糟了，赔了本。县委领导的“试验田”就赔本908元。
还有搞工具改革而拆掉民房8 000多间，而且旧工具破坏了，新的又不能用，增加了生产困难。在上面任务过高、过急的要求下，少数干部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不仅有吊人、打人、绑人，还有扣口粮、扣工分、罚跪、游街示众、“洗脑筋”(冷水浇头)、吃西北风等。
根据中央关于食堂的指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1959年8月吴江的食堂也进行了整顿。全县3 706个食堂，整顿为3 100个。整顿好的食堂仍有92％的家庭参加，8％的家庭退出。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路远不便，家有辅助劳力烧饭，行路不便，嫌吃得不好，有个人成见等原因。关键是改变了过去吃食堂规定：一是粥饭不能拿出食堂门；二是粮食不能拿回家；三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改为先把粮食分到户，然后由社员自己交给食堂，领取饭票，凭票吃饭。如果不在食堂吃，只要隔天到食堂登记，也可以领回来吃等。这样到食堂吃饭有了改进，不再是看冷面孔，饭吃在“隔肠里”了。
问题是，说自愿参加，并不是户户都自愿。有的地方解散了食堂，专门成立了干部食堂，或者因为缺烧草，缺蔬菜，或者因为账目不清，引起社员吵闹散伙。还有的食堂只烧饭，不烧菜，因为菜地下放给农民，就叫农民自己备菜，这样妇女照常要烧菜，“大小烟囱都出烟，既费力又费钱，妇女仍是无空闲，日日出勤等勿全”，而一些单身汉吃不上菜，只能吃酱油汤。退出食堂的社员无灶缺锅，有的连烧饭的灶屋也没有，引起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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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精神传达后，1959年10月，吴江召开社队干部会议 学习 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所谓大家以彭、黄反党集团的错误作为一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有些话讲得很尖锐：“去年大炼钢铁时，上级为了放卫星，化几千元炼一吨铁，真是‘炼铁如炼金’”；“改革中的工具除脱粒机外，其余的一无所用”；“去年合作化时，我看到自留田一律归公，猪羊一律集中，样样搞大兵团作战，弄得社员没小菜吃，猪羊死亡多，废物多，心里感到人民公社搞乱了”。如此之类的话倒是老实话，但写材料时往往加上一些套话，实在是言不由衷。
会议上又检查瞒报私分，先自己、后国家的个人主义。仅167个大队，在1959年夏熟和双季早稻中瞒报粮食43万斤。有的大队因此把每亩产量压低到30—100多斤，比实际产量要低几百斤。梅堰公社双浜大队瞒报1万8千多斤双季早稻，平均每亩30斤。他们反映，对报实产量有四怕：一怕产量报高，国家要以丰收补欠，多购粮食，口粮紧；二怕现在报高了，将来产量低下来，吃批评；三怕分配过关，工作被动；四怕公社加产量，加统购任务，因此要留一手。会议上又检查了不服从国家计划，不遵守一盘棋、一本账的原则，将农副产品卖高价，换东西，甚至搞黑市买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行为。据180个大队统计，都有类似事件。如某大队将1 000斤鱼，9头猪卖给苏州，换回1万斤饲料，1千多担大粪。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会议上1 248人排队，所谓检查批判深刻的有891人，占70％。对个别老右倾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说，“去年大跃进以来，有几件事不顺眼。一是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二是工具改革形式主义；三是粮食统购太多，认为这是王书记吹牛的结果。因此，在工作中一贯顶牛，当面顶不过，就背后发牢骚”。会议上还揭发批判了个别落后的同志。如有人以大队的公款买50只鸭，由社员饲养，长大了归自己所有。自己的3个小孩、3头猪叫托儿所派一个保育员替他管养，不给一文工资，而将妻子安排到缝纫店里工作。一年评2 800分，而大队里最强的妇女劳动力一年只有2 200分。社员说，资本家剥削是“一本万利”，而此人剥削是“无本万利”。这样的事情存在，不是偶然的。
1959年12月5日，湖滨公社3个大队党员整风会议上批判了一些所谓错误意见。“大跃进是骗骗人，搞得一团糟，物资供应不如以前好，要一样没一样，口粮520斤也吃不到，肚皮吃不饱”；“烟要烟票，席要席票，肉要肉票，伞要伞票，草纸、肥皂要油证，豆饼要粮票”；“现在鱼肉吃不到，豆腐也吃不到，黄豆不卖，自己要吃了”；“今年没有去年好，幼儿园垮了，托儿所无人问，敬老院回老家”；“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太苦了”；“我们是人吃猪食，三顿薄粥还掺统糠”。
1959年12月县级机关整风，“不仅揭发了工作、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而且比较集中地揭发了某些干部的右倾活动。据统计，共提的6 067条意见中，正确的2 819条，占46．35％；基本正确的1 952条，占3l。27％；基本不正确的996条，占16。4％；完全错误的300条，占5．98％。根据260人的排队：立场坚定，拥护三个万岁的有153人，占59％；立场基本上坚定的，但在大风浪中动摇，鸣放中说了一些错话的有78人，占30％；一贯表现不好，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有29人，占n％。其中重点批判对象9人，占党员总人数3．2％，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名，严重右倾的6名，严重个人主义的3名。”例如，他们说， “高指标，只是鼓足干劲，总路线是不能实现的”；“农业生产不看原来的基础，指标太高，结果不能实现。为了达到高指标，核产连湿谷也算进去，有一千多斤，实际上没有这样多，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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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看出一些问题，例如，1959年平整土地时，某公社领导一味强调“小田并大田，一律南北行，块块一样大，统一十丈宽”，结果打乱了原来的水利系统，使得高田旱，低田涝。社员说，“上横头里好种芋艿，下横头里好种菱角”。因为芋艿适合种旱田，菱角适合种水田。还有将圩田年年整治、一年一个样，浪费劳动力。社员说。一个书记一个样，明年再来个新书记，也变个啥花样?在种子、工具改革上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
公社干部干涉基层过多，直接指挥小队生产，有时一天几变，“晴天插秧，雨天收谷”，社员忙得团团转。某书记强迫给秧田车水，结果连日下雨，烂掉了452亩秧。又规定统一收割日期。早熟稻熟过头，谷粮落掉，急得社员跺脚。还有规定插秧时排列队形，吹一声哨子，插六棵秧，不准多插，也不准少插；把人当作机器，开玩笑。原来一人一天能插八分水田，结果减少到只能插二分。社员说，“干部图好看，社员吃苦头”。
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 发展 到不把群众当人看的地步，随便打骂、乱抄家、乱没收，还有斗争、游街、做检查等办法。据统计，某公社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的大小队干部有187人，占干部总数的38．49％。他们吊打253人，绑7工人，罚跪82人，抄家880户，扣口粮612户、2 412斤，逼死人命案3起。例如，为了要办食堂，不准社员私人烧菜，规定白天社员家烟囱冒烟罚3元，夜里冒烟罚5元。又有到社员家抄家，将黄豆、风鸡也拿走，小队干部拿到后大吃大喝，吃剩2只鸡腿送给大队书记，吃后也就不响了。还有打人后，罚立在冰冻的水缸中半小时，以致残废。又有停止口粮、饿死人的情况等等。
而有的干部天天老酒，顿顿吃荤。某公社书记一次烧5斤甲鱼，就用了3斤白糖。1959年
中秋节，规定社员一人二只月饼，而个别干部一下子就吃掉40只。群众说，“比地主的吃相还凶三分”。又说，“公社干部调来吃，大队干部当场吃，小队干部私下吃，社员没法偷来吃”。还有贪污挪用、超支多分，甚至腐化堕落、强占人妻的。有的人和6个妇女有腐化关系，还有地主、富农的老婆。个别大队干部和某女人腐化前，叫其丈夫开夜工，群众称大队办公室为“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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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93 500万斤，比1958年增长48.2％，每人平均粮食有2 028斤。上面征购31 148万斤，比1958年增加2 348万斤，全县实际入库粮食3l 684万斤，超额完成536万斤。口粮，全年安排22 664万斤，占总产量的35.5％，每人平均粮食521.7斤。全县农副业加社办 工业 的总产值工5 888．5万元，比1958年增长56％。这些数字不知有多少水分，姑且听之。又有社员每人平均收入101.24元。比1958年增长工6.2％，其中大队分配每人80.28元，小队分配每人4.35元，社员家庭副业纯收入每人平均16.61元。1959年全县共有食堂4 527个，参加公共食堂的总共有136512户，占总户数的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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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惠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