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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一）(

2015-05-10 01:07   一

1957年4月，费教授在重访江村以后，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就没有可能再下来了。但是江村仍在 发展 着，它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 历史 大背景。在《重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写道：“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尽管江村的 农村 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过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江村农民的收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粮食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农民仍然说粮食不够吃。例如：“以平均四口 计算 ，一男一女两童，每月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个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同上)，但仍然被“粮食 问题 所包围”。就是有米，又闹没有钱买。问题带有普遍性，除江村外，还有别的地方：不仅是副业没有搞好，而且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1957年6月26日吴江关于震泽区农业社员闹事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里说，震泽区12个乡122个农业社中，有11个乡62个社发生社员哄闹事件。首先是为调剂桑叶的事，打了区长。群众流传“打了区长没啥道理，打乡、社干部更没问题”，“过去干部打群众，现在群众打干部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生产搞得不好，领导生产有片面性，使得夏熟作物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很多。例如，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限制蚕桑生产，使桑叶管理不好，造成少养蚕，多买叶，收入减少。1957年震泽区比1956年少养2 996张种，倒掉1 620张蚕，买进2万多担桑叶，花掉16万多元，蚕的产量又比去年低。还有副业受到限制。如贩运树木和海蜇，．烧柴，打鸟，也因人社后停了。这些副业本来占农户收入的20％—30％不等。又加上大田管理不善，村与村之间的平均主义等毛病，使得矛盾更加突出，有的社员激动得找到社干部就打，企图打掉合作社，好单干。闹事的村往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的办社时，违反自愿原则，强迫拉人社；有的社内各村之间有历史纠纷的也勉强拉在一起；有的社政策处理不当，遗留很多问题。例如，有的社将一些单干户的布证、油证、周转证收了，逼他们进社来。他们一进入就闹退社。他们在自己田里单干，说自己是“只结婚，不同房”，“名合作，实单干”。有的村之间有“活不上门，死不吊孝”的宿仇，并在一起后，社员说，“我们头上香灰未掉，伤痕犹在，怎能一起办社?”特别是1957年桑叶价高，每担8—10元，而人社时每亩桑树价为30—60元。社员说，人社折价抵不上一年的桑叶价；有的看到桑树管理不好很伤心。有的干部，管理混乱，把周转粮都分掉了，也没有人管。还有的干部经常打人骂人，社员过去见到他不敢说话。这次酝酿了要打他。又有些干部随便借款。社里说，“干部要钱，随便支，我们借一元钱要过三关(队长、 会计 、社长)，有时还借不到”。有些人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领会不完整，产生了副作用。有人说，“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闹也不要紧，反正政府不能叫我们吃官司”。对闹事的地方，派了工作组，逐步解决问题。

1957年8月吴江关于人民闹事情况的报告， 分析 了六种情况的闹事： (工)社员闹合作社，包括闹退社、分社，闹分配，闹干部作风，闹粮，闹钱，闹桑叶，闹茧价。(2)农民闹大粪事，抢窃粪管所大粪，还参与湖洲的抢粪事件等。(3)因雨涝成灾，淹没了才移植的单季晚稻秧，产生抢抽水器等，有时一千多人抢机器，打群仗。(4)群众闹迷信，求仙水。(5)学生闹升学。高三班学生集会，反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免试送大学等。(6)干部参与别地干部的闹工作事件。

1957年8月10日，中央指示向农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 社会 主义 教育 运动。然后，又特别提出，部分落后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8月17日，中央又规定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但又增加农业物资等。

1957年7月至10月，吴江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揭发了瞒报私分，黑市买卖和浪费粮食的行为。据当时县委书记林华工O月11日的报告，“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已揭发出全县有402个社(占总数90％)，2 599个小队(占总队数47％)，瞒报私分粮食205万多斤；有10 141户(占总户数9％)搞粮食黑市买卖，买卖粮食97万多斤；喂禽畜，霉烂，酿制，送礼等方面浪费粮食199万斤。运动中全县先后共有162个社进行了说理斗争，共批斗了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严重的富裕中农153人，有破坏行为的地主3人，富农工9人，依法逮捕了有破坏行为的地、富、反和罪恶严重的粮食投机商人，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21名”。

报告特别指出，瞒产私分的两本账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制定规定任务时，缺乏可靠的根据，不能显示出农业合作化优势。下面产量报不实，余粮购不足，有些地方的公粮甚至减免，有的虽然表示要完成征购任务，但以他们所报的产量来计算，口粮偏紧，增产增购40％的政策不能执行。又有干部贪污挪用，以至于群众性的大吃大喝，群众将私分得来的粮食认为是外来财，就吃喝、看戏，浪费掉。特别是助长了一种虚伪讨巧，讨价还价，瞒上不瞒下的资产阶级作风， 影响 了我们党一贯的上下信任和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1957年10月26日吴江关于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的报告中又说，会议先将不同看法鸣放了出来。较为普遍的不同观点有“统购任务完成了，统销、周转粮减少了，国家是节约了粮食，但群众多吃副食品”，其中大部分是高价买进的。钞票花多了。“我们社只有30％的群众真通，其余是口服心不服。”对副食品贵的原因也作了分析：节约粮食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些户应该种或者可能种的副食品，如瓜菜等没有种上。自己生产的少，靠买来吃，粥少僧多，当然贵了。又有投机商人牟暴利，南瓜原来是1元一担，后来卖到3—5元一担。有些人不缺粮，也买副食品，防止不够吃。

当时甚至还有“说服好，还是压服好”的辩论。有人说，抄家虽然不对，但也有三大好处：一是干部心中有了数；二是教育群众有 内容 ；三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社抄家后卖余粮。又有的地方将压出来的钱粮，买了十万斤肥田粉。有人说，解决问题要七分 政治 ，三分军事。又说，有的社员坚持要带一只船退社，前后经过30多次教育，还是要退，后来给了两记耳光，就解决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认为，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生产，造成僵局，使以后的工作难做。有的社抄了29户的粮，关押3人，弄出4千斤粮食的第二天，就开出一只船，有7户14个人去讨饭。甚至有人诬蔑，现在抄家，比日本人还凶。东洋人只抄大户家，现在连草棚也抄。

例如，1957年10月9日，震泽区开弦乡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说理斗争，有对象统计表：斗2个富裕中农，查出集体粮食瞒产私分2 521斤，个人私分249斤，黑市投机买卖粮143斤，抗交公粮2 500斤，还查出了偷窃粮食、茧子的问题以及有粮食而不应分粮的情况等。当时斗争须填表，说明情况，经区委同意才能批斗。又例如，庄阿二说没有吃，结果抄出400斤米。当时要批斗时，什么话都要收集。如猪生病，需要烧白米粥给猪吃，也算黑话。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958年2月，吴江关于群众 经济 生活安排的情况和意见里说，我县在1957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遭受暴雨袭击，淹没农田达736 000亩，占农田面积70％以上。水稻减产，平均单产只有383斤；三麦平均单产60斤，比1956年的140。8斤减少57．：L．％；蚕豆平均单产53斤，比1956年的77．5斤减少31．6％。又加上排涝、肥料流失、买苗补缺、包租戽水机、买防汛抢险物资等，农业生产队的收入，一减一增，使得社员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直接带来生活困难的威胁”。1956年全县平均每人实收人为83元。而1957年收入只有59。7元，比1956年减少28％。

因此，县里除自己想办法，依靠集体力量，挖个人潜力，增加贷款，种代食品南瓜等外，要求上级予以必要的救济，增加生产、生活贷款和早日核准油、粮预购定金的计划。

二

尽管下面实际情况如此困难，但上面有人仍然要搞大跃进。实际上，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农业纲要四十条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用心本来是好的，但是“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 方法 ，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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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85页。


1958年还有 工业 “大跃进”，其中主要的是所谓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有所谓元帅升帐，高产卫星等等。“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但“层层加码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地方政府管 企业 往往比中央政府管得更死，加码的任务更多，瞎指挥也更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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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主席反反冒进，导致形成全国经济指标愈高愈好、思想愈“左”愈好的空气。各地开始了大跃进，指标层层加码，思想上也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谁也反对不了。实际上，不讲综合平衡，不讲实际条件，片面追求超高速、超常规的发展的“大跃进”的教训，至今还应当吸取。1958年2月吴江关于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划中说明，我县有棉布、丝绸、米粮、砖瓦、农具、食油、酿酒、化工、印刷、印染等，共有从业人员9 347人。1957年工业手工业总产值4 13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9．5％。到1958年底，新建了钢铁、机械、电动机、水泥等厂，共有工厂626个，从业人员17221人。工业总产值为4 664万元，比1957年增长53．2％。

在同样的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还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吴江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初步规划，将23个乡办成20个人民公社，10月15日前全县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集体耕种土地和社员自留田、饲料田全部转为公社所有，社员小片菜地暂时不动。今后菜田由公社统一经营。工分为公社统一分红。

1958年吴江开展群众性万人大检查的计划，立大志，鼓大劲，千方百计完成水稻亩产6千斤、秋茧140斤的伟大任务。为此，大抓双季稻抢收抢种。沈阳军区参观团1958年3月来访，汇报中提到吴江双季早稻最高亩产7 611斤，中熟稻8 215斤，晚稻12 981斤。还有日产236．26吨的钢铁卫星。工业、手工业产值1一10月比去年同期增产7倍多。9月20日左右，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吃饭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和托儿园等。

吴江关于1958年的工作 总结 里写道，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工农业生产上获得了全面大丰收，取得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出现了许多高产卫星，粮食、钢铁元帅升了帐，机械元帅上了马……特别是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更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又说，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这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个方向。又说，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 “有一分干劲，就有一分产量”。又说，“马列主义出粮食”，这不是一句空话。又报了一系列高数字，层层加码，要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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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5页。


但报告又说，有些人对“家庭”问题也产生了错觉，认为家庭可以“取消”了。其实，“消灭家庭”，乃是几千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理解为生活集体化了，就把群众的灶头扒掉，小锅子“没收”，不允许群众在生活上有些自由。又在分配中盲目扩大供给制的一部分，“十几个不要钱”，“二十个不要钱”，结果群众分不到钱，只能吃饭，没有钱用。报告又承认，存在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甚至虚报成绩、放假卫星等。吴江当时这些报告写得很有趣，实在是顾不上自我矛盾了。但也倒是一些基层干部无可奈何的老实态度的表现。

1958年后，竹、麻、桐油、化肥供应量减少很多，质量也下降。吴江反映，按照当时农用物资的分配，出现了出售商品粮多、供应物资少的矛盾。而且1957年以后，浙江的毛竹、什树、麻，湖南的棕、柳等，由于地区之间封锁，正常采购关系中断，货源大减少。就是可以搞协作，条件也很高，有很多协作物质是价高质次。

再请看两年的粮食产量等方面的比较。1957年粮食总产量42 460.61万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55 899.52万斤。1957年，实际征购18 709斤，占全年总产量44％，每人负担400斤。1958年，实际征购28 038万斤，占全年总产量50.2％，每人负担600.5斤。1957年人口467801人，留粮22 383.61万斤，占总产量52.7％，平均每人478斤。1958年人口466 240人，留粮23 068．52万斤，占总产量42.1％，平均每人494.7斤。

当时毛主席也看出问题来了，他曾在1958年12月1日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 科学 分析是冷。在我国，在 目前 ，有些人太热了一点……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①他写以上这段话时，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的错误。

毛主席在2月—3月间的郑州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②当然，尽管这样说，做是另一码事，而且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认识不够，全国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登天。

后来费孝通教授在《江村五十年》一文里说，“1958年开弦弓村象 中国 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少，社员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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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惠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