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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3)

2015-05-14 01:19

三、 小结

在近代华北 农村 ，农民们为了应对劳动力、畜力不足的困难可以在几种形式中进行选择：①请人帮忙、甚至代耕，②与他人换工或搭套，③雇用长、短工等等。如果单单是出现畜力不足的 问题 也至少有三种形式供选择：①无偿使用他人役畜的借用，②以“换驴工”、“工换工”为代表的换工，③出钱雇用役畜的赁用。以上这些农耕（结合）形式普遍流行于各地农村，并且总是同时存在。虽然当时有不少有识村民在名称上将这些不同的农耕形式严格区分开，但仍有相当多的农民包括很多学者们会简单地将上述①、②种形式都冠之以“帮忙”、“互助”、或者“借”、“借用”。这样，所有上述这些农耕结合形式都变成是一回事，不存在所谓无偿援助与对等交换的区别，只是双方所付与回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然而，笔者认为，从这一小小的认识差别出发完全有可能会导致泾渭分明的近代 中国 农村 社会 认识论。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分辨哪一个称呼更为正确、更为合适，而在于能否在本质上区别上述几种形式，特别是要弄清在近代华北农民的观念、规范中，是否存在着无偿援助与交换的不可混淆的界线。

说到近代华北农村的所谓小农 经济 ，其基本特征是个体经营。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私有观念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同一宗族内部甚至分家后的父子、兄弟之间也不乏基于合理的、 计算 的、对等交换的行为。与此同时，个体经营若脱离开村落共同体的生活空间也最终无法实现，个体小农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以及经营能力的不足使他们不能彻底地独立于其他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成员的依赖使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具有对等交换性格的换工习惯中便有许多并不追求绝对的等量、等价交换，或牺牲一方一定的利益的情况出现。总之，在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对等交换的行为中仍带有亲密感情的、援助性的要素，基于亲密感情的无偿援助中也开始搀杂着合理的、交换的色彩。完全的、纯粹的合理交换和亲情援助都是少数。当年沙井村村民在解释自己为他人所做的无偿劳动的时说“既是因为对方借给我役畜，也是因为关系亲密”，[30] 这种回答可能并不是模棱两可，也许真的就是正解。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综上所述，⑴无偿借用役畜的习惯中体现着较为彻底的亲密感情的、支援的实质，在感情要素的含量上劳动力—畜力交换关系无法与之相比，两者体现着完全不同的原则。因此，在近代的交换社会中这种感情支援受到许多限制，不能畅行无阻：在对象上多为关系紧密或没有交换能力等有特殊原因的人，在期限上极为短暂，特别是在农繁期里不能像交换形式那样容易实现。⑵劳动力—畜力交换的习惯里面具有合理计算的、对等交换的实质，但与以绝对的等价交换为原则的赁用役畜习惯相比又存在着基于亲密感情的支援的侧面。在农繁期役畜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用役畜出赁费用的近一半便可以实现劳动力同畜力的交换，这种畜力提供者与劳动力提供者之间的一损一得的关系本身显示出感情的、支援的要素的含量（劳动力提供者也会出于感谢与亲密感情的原因而给予对方更多的无报酬劳动）。⑶正是由于劳动力—畜力交换的习惯里面具有一定的感情的要素，双方并不追求绝对的等量、等价交换；另一方面，劳动力—畜力交换的习惯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而更适合于近代交换社会，其灵便性更容易被农民们接受，已经逐渐显示出成为近代华北农村农耕结合形式主流的趋势。

注释

[1] 参见拙稿：“近世華北農村の社会生活”，《東瀛求索》（中国社会 科学 研究 会，1998.3），第9号；同，“近代華北農村における農耕上の共同——搭套惯行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報》（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1999年3期；“近代华北农村的村民结合——以搭套习惯为例》”，《21世纪：跨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2] “由于贫穷人多所以（搭套）极为盛行”（Ⅰ-44，【村的制度】。十里堡村民）。“人手不够、马或驴不足时相互援助”（Ⅰ-77，【協同—搭套】。郝家疃村民）。“几月份时搭套最为必要==三月份的农忙期”（Ⅰ-118，【搭套】。沙井村村长杨源）。“现在搭套的人家有多少对==因为驴不够，大部分村民在搭套。最近有所增加吗==不，同以往没有变化。不搭套的人家有吗==有。这样的人家不多吗==不多。搭套的人家和不搭套的人家哪个多==不搭套的人家有三分之一，搭套的有三分之二”（Ⅰ-222，【搭套】。沙井村村民杜祥）。“从事搭套的农家在什么时候共同作业==播种和收获。这两时期一定相互援助”（Ⅱ-16，【搭套的性質】。沙井村村民杨泽、张永仁、杜祥、赵廷奎）。“搭套多是在怎样的情况上进行的==本村村民大抵贫寒，只能养一匹驴。耕作的时候仅靠一匹驴不够用，因此要找有 驴的人家，两家共同使用二匹驴（Ⅱ-149，【搭套】。沙井村村民杨润）。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注：以上引用的满铁“惯行调查” 资料来自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全6巻、岩波書店、1952～1957年、1981年復刊。有关该满铁调查资料的利用价值及评价等的讨论在此从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满铁调查资料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仍不失为现存关于近代华北农村的最为详细、精确、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资料宝库；笔者也尝试通过自己亲身的实地调查对满铁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印证、补充工作；以后引用时简称作：《惯行调查》，用“Ⅰ-44”等表示卷数、页数、小标题及被访问者。
[3] Philip C.C.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149.
[4] 《惯行调查》，Ⅱ-65。
[5] 《惯行调查》，第1卷，卷首，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的概况。
[6]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荣·杨福，见三谷孝编：《中国農村変革と家族·村落·国家》，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2月，页866。笔者注：该书是由日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研究会”（代表：一桥大学，三谷孝）于1990年代在沙井村等华北农村实施现地调查时所听取、整理出的村民访问应答记录编辑而成，第2卷于2000年2月出版。笔者随同该研究会进行了调查，本稿中引用的该书调查记录均为笔者担当听取部分。以下引用该书时简作《中国农村变革》，并用被访问村民姓名及所在卷、页数标记具体出处。
[7]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麟炳，《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60。
[8]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
[9] 王祯《农书》，耙劳篇。
[10] ①《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麟炳、李广明，《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59、页863； ②《惯行调查》，Ⅲ-52；Ⅳ-25、357。
[11] 《惯行调查》，Ⅰ-77。
[12] 《惯行调查》，Ⅱ-15。

[13]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麟炳，《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59；另见：《惯行调查》，Ⅲ-52。
[14]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麟炳，《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59。
[15] 《惯行调查》，Ⅴ-26；171。
[16]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荣·杨福，《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66-67；《后夏寨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李令义，《中国农村变革》，第2卷，页433。笔者：《沙井村访问记录-1996年3月》，村民张树德、杨福。以后文中凡提及1996年春的调查访问记录时均指此稿，不另作注释。
[17] 同注14。
[18] 《惯行调查》，Ⅴ-26。
[19] 《后夏寨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王廷章·王会远、李令义，《中国农村变革》，第2卷，页426、432。
[20] 《惯行调查》，Ⅲ-310，【农具·役畜的借用】；《惯行调查》，Ⅵ-85，【役畜的借用】；《惯行调查》，Ⅵ-192，【农具·役畜的借用】；《惯行调查》，Ⅳ-25，【换工】、【借用】；《惯行调查》，Ⅳ-220，【农具·家畜的贷借】；《惯行调查》，Ⅳ-242，【牲畜·农具的借用】；《惯行调查》，Ⅳ-401，【农具·役畜的借用】；《惯行调查》，Ⅳ-422，【借用】；《惯行调查》，Ⅳ-460，【农具的借用——家伙】；《惯行调查》，Ⅳ-470，【农具·役畜的借用】。
[21] 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1929年，页47、页157-158。
[22] 《惯行调查》，Ⅴ-415，【家畜的贷借】；Ⅴ-417，【搭套】；Ⅴ-494-95，【雇把式】；Ⅴ-531，【农具·役畜的贷借】。
[23] 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7-8卷1期抽印合钉本，南京中央研究院，1937年，页48-49。
[24] 《沙井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张麟炳，《中国农村变革》，第1卷，页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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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1929年，页47、页157-158。
[26] 《惯行调查》，Ⅴ-6，“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概况”。
[27] 《惯行调查》，Ⅵ-401、422、470。冷水沟村亦有此例。
[28] 《后夏寨村调查记录-1994年8月》，王廷章·王会远、李令义，《中国农村变革》，第2卷，页426、432。
[29] 《惯行调查》，Ⅰ-121，【帮工】；Ⅰ-146，【帮工·帮忙】。
[30] 《惯行调查》，Ⅱ-45，【（村长一家的）邻助关系】。



Production Condition of Farmer, Farming Combination and Village Community of
Modern North China Village

Abstract：This paper goes to look at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production kind of Chinese country family in modern age and the changing of village community etc.,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untry society from the point of farming combination. The dry farming in North China, especially the cultivate exercise need plural draught animals and persons to cooperate, so the farmers in modern North China have to combined with the other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ficiency of the animal power and manpower. In modern North China country , there being many kinds of farming combinations between various farmers, besides the “Datao搭套”, still have the exchanging labor between the manpower and manpower, manpower and work animals, work animals and work animals, including the gratis usage of the draught animals and implements, help others to cultivate, raise the work animals together, rent together to grow, hire labor together etc.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 towards these agricultural combinations caused the entirely different Chinese rural society’s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point that in the modern North China country, quite a number of forms of farming combination have been the main stream for its reasonable principle and on an equal footing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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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North China Village; Production Condition; Farming Combination; Villa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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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张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