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一(2)
2015-05-16 01:12
导读：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 现代 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 研究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
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 现代 学术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 研究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 发展 乡镇 企业 等等，并无新意。到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 工业 化 时代 的 问题 ，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把工业化作为解决 农村 人口过密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提出来，这并非是乔启明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见解。李景汉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曾对华北农村的 社会 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当然他最熟悉的资料是他长期调查的河北省定县的情况，他在一篇题为《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的文章中，对人口稠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都作了很细致的 分析 ，他指出当时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的定县,由于人口过密，人均土地只有4亩，人均全年所获只有40元，所以“总而言之，就许多农村的观察，清楚的看出来，若人口继续的任其增加，同时又没有大量的增加生产，增加地亩，提倡实业，或移民他处的出路，则生活问题也要依随的更加严重，恐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趋势。假定现在人口的数目不再增加而同时尽量增加生产、发展工业，再有一部分移居西北，则人民生活的程度虽然一时不能提高到吾人所理想的地步，也至少能减少现在许多的悲剧，生活一定也要一天一天比较的向上，在 教育 文化方面可稍有进步的可能。”（李景汉，1934:13）李景汉的人口过密 理论 很相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虽然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外国学者的理论，但就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 影响 。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办法之一，这与黄宗智的结论到是一致的。李景汉认为，当时农村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是“穷”、“愚”、“弱”、“私”、“闷”，虽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公平、生产关系不适当和社会组织不妥善，但也都与人口稠密有关，所以即便是解决了土地分配和生产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也还要解决人口稠密的问题才行。他说“有人以为今日之大病‘不患寡而患不均’，完全归咎于 经济 制度之不良， 政治 之腐败，军阀之贪污，以致帝国主义之压迫，资本主义之侵入。诚然不错，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非把这些问题根本的解决不可。至于生产关系之问题完全解决了以后，人口繁密的问题是否也随着即能彻底解决，亦是疑问。......因此关于人口繁密之解决，节育也是一条不应忽视之出路。这是许多人到乡间工作以后共同感到的。”（李景汉，1934:11-12）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李景汉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并同时发展工业；二是向可以容纳较多人口的西北地区移民；三是通过节育减少人口。李景汉的文章没有提到乔启明的研究，但他的结论似乎与乔启明完全一致，他也是从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工业化的问题。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乡村建设引发的工业化
把乡村建设视为农村由散而合、从农到工的过程，这是梁漱溟提出工业化问题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还专门写了“工业化问题”一节。用现在的话说，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能当上
北京大学的教授，主要是由于他对佛学的研究，当然还有蔡元培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他没有受过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不善于使用统计数字和从事细致的社会调查工作，他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其实都是很
哲学 化的，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具有理论魅力的逻辑。
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运动，吸引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和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受到 中国 朝野上下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长期以来受到破坏，这种破坏是由于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文化敌不过西洋文化，于是改变自己学西洋，乡村的破坏就是学西洋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后果，所以必须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的转变（梁漱溟，1936/1989:602-611）。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构造）的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要点是“教化、礼俗、自力”，这些特征使中国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所以非有 历史 大转变，中国文化已盘旋而不得进；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权利本位”、“阶级分立”，较之中国的长处是“ 科学 技术”和“团体组织”，因由团体生活所以有强烈的阶级和国家意识，西方的个人主义其实是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并非不顾公益悖乎道德的行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使中国旧的乡村构造遭到破坏，中国社会更陷入散漫和无力的境地，所以要根本改造乡村，其途径就是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梁漱溟，1937/1989:148-272）这种新的乡村组织是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通过乡学村学改造乡约村约，并进而从乡农学校中分化出乡村的监督教训、行政和立法的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有的乡公所、区公所，从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梁漱溟说：“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个组织固然是一个乡村组织，或曰乡村自治组织；可是我们想着我们将来的整个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的。所以我常常喜欢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我们是要从乡村培养新组织构造的基芽。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在乡村中生它的苗芽，后来的东西就是它的发育。”（梁漱溟，1937/198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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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