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一(3)
2015-05-16 01:12
导读：乡村建设在 政治 上是由散而合，在 经济 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 中国 的 工业 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
乡村建设在 政治 上是由散而合，在 经济 上就是由农而工。也就是说， 中国 的 工业 化道路不是直接办工业，而是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个方面刺激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实现“工业向 农村 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的理想。梁漱溟认为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国家近代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梁漱溟，1937/1989:508-515）统观梁漱溟的
工业化 理论 ，其主要的观点和主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主张由农业引发工业，反对走 发展 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梁漱溟称，“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乡村的翻身需要进步的生产技术和 社会 化的经济组织，但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他认为，商业的工业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 问题 ，不会使民族工业资本成功，而且会使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受到妨害，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乡村衰蔽无人问。梁漱溟还认为，他所说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志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造，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梁漱溟，1937/1989:513-514）
第二，主张为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反对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梁漱溟认为，如华北工业改进社等组织，直接倡办乡村工业，还是太苯，应当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也就是工业的购买力，再布置合作的根底，乡村工业 自然 勃兴；不过中国工业要建立在非营利的立场上，超出竞争的漩涡，这是环境逼迫着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这样才能不重蹈人家覆辙，不怕人家倾销，从而“完成一个大社会的自给自足”；走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必陷入彼此竞争、偏颇集中、阶级分化，社会关系恶化。（梁漱溟，1937/1989:508-513） 第三，走工业统筹建设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倡导的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他说，“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在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梁漱溟，1937/1989:547）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5]：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 ，但同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鞭挞，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乡土立场；苏俄使农民“由散而集”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他 研究 了苏俄的各种农村集体化形式[6]，但对苏俄强制性的集团化又充满恐惧；一方面他对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民治政治甚为羡慕，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追求营利充满厌恶。他似乎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立场上，对各种文化、制度、学说、观点和理论进行无一定规的取舍。此外，与尽量远离政治上“主义斗争”的学院派学者不同，梁漱溟是积极介入各种政治争论的。
三、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 教育 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 交通 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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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