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一(4)
2015-05-16 01:12
导读：“旧派”的 历史 ，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
“旧派”的 历史 ，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 研究 院。旧派的 理论 基础建立在所谓特殊的 中国 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其特征就是不同于西方 社会 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 问题 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 农村 的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的衰退。所以，乡村建设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和 政治 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基本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 工业 化，基本手段是“软功夫”的 教育 工作。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代表的“旧派”，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新派”主要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 影响 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有“国际的”资金和人力帮助，每年有30-40万元的经费和100-200个办事人员，“国际交流”也多，还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7]，而“旧派”并不欢迎外来势力直接参与“乡村建设”（李紫翔，1935b:508）。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成立）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早年由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回国后初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后坚信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平教会的工作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把全国划分成7个实施平民教育的区域，但后来主要的人力和财力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5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6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5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李紫翔，1935b:509；千家驹，1934a:410－411）。正如李景汉在为自己的《定县生活概况调查》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运动的目标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解决生活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的事实，深知‘愚’‘穷’‘弱’‘私’为人民生活上之基本缺点；因此主张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意，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特别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李景汉，1933）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乡村改良运动的“旧派”和“新派”，均受到当时左翼学者的批判[8]，而且在左翼学者看来，“村治派”和“定县主义”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对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的症结是“愚”“穷”“弱”“私”，“旧派”认为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但这些都是社会的病态现象，造成这些病态现象的还有更根本的社会原因；（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民族”概念上，没有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亦没有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3）把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 经济 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农村问题，一个平民教育问题；（4）“旧派”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顽固保守派，对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新派”则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习俗为敌”，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欲以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造成中国农村的所谓“ 现代 化”、“ 科学 化”。（李紫翔，1935b: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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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