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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打造平等与公正(1)(2)

2015-05-22 01:10 （二）农民发家致富与“一大二公”的较量
 
已经凝固的 历史 告诉我们：以“一大二公”为追求的 农村 集体化运动，不仅曾经使 中国 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还整整维持了20余年，因此，长期以来， 社会 与学界在 研究 与 分析 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失误时，大都认为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是农民平均主义，或是受农民阶级思想的 影响 ，或是迎合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总之，人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集体化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然而，深入对这场运动加以分析考察，事实则恰恰相反，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主体的运动。它既是广大农民被迫接受平均主义改造的过程，也是追求发家致富的农民主体与“一大二公”平均主义较量并最终瓦解人民公社的过程。
首先，农民的发家致富（即毛泽东要消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与“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对这一认识，立足于建立“一大二公”理想社会与解除中国农民痛苦的毛泽东，具有深刻的洞察。他在第一篇专门分析与研究中国农民 问题 的论文——《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深刻而生动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发财观念极重”，对“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总想爬上更高一层的地位”[1]。30年代初期，他在推动没收一切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遭到农民抵制时，则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私有是农民们的“天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2]。至50－60年代，他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与自己的“一大二公”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的认识更加清晰；他强调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革命性，但作为追求财富的“私有者”和发财致富的“个体劳动者”，表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农民追求发家致富，“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 发展 下去，就会使农村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3]他多次发出严重警告：“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 政治 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4]。因此，所谓的“严重的问题是 教育 农民”，即教育农民放弃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5]。当他看到“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6]时，他便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指出：农民作为私有财产者与个体劳动者“闹单干”所表现的“自发倾向”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7]；我们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使小私有与个体劳动的农民“小生产绝种”[8]。由此表明，相比与集体化运动及其领导者毛泽东当年所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农民上述追求的发家致富与增殖私产的意识，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是在重新制造“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9]，可谓与“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意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毛泽东自幼生于农村，成为共产党人之初主要分管农村工作，随后则长期领导与生活在农村根据地，十分明了广大农民的疾苦，尤其同情农村下层贫农、“赤贫”的悲惨遭遇和基本要求。同时，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夺权斗争只有先在农村兴起，并处于非常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革命难以发动，首先能动员起来的总是那些下层最贫穷的农民积极分子或“赤贫”。他们一无所有，“穷则思变”，敢做、敢为，对旧制度的“一些破坏的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而且，他们在阶级搏斗中还表现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敢能战。毛泽东长期身临其境，对他们 自然 产生一种强烈而特殊的情感；于是，下层贫农尤其是“赤贫”的平均意识就被鲜明地突显出来，并成为毛泽东眼中当然正确的农民思想或农民精神；相反，广大农民发家致富、增殖私产的努力劳动意识，则被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农民阶级意识，视为革命教育与改造的对象。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其次，在集体化运动中，广大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狂奔“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他们追求平均主义的真实反映，而是他们在阶级斗争中遭受平均主义改造的结果。毛泽东关于农民私有属性及其可能产生差别与分化的认识，对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理想与农民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分析等等，是非常准确的。同时，他也认为，农民众多而分散， 经济 上的追求发家致富与政治上的依附性、可塑性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历史上，农民们总是历代社会精英“改朝换代的工具”[10]；现实中，如果组织策略得当，农民则可以教育与改造成“一心为公”的劳动者。他从消除社会不平均为广大农民开辟脱离苦难的“黄金前途”[11]的主观愿望出发，主张“趁热打铁”，紧接土改之后全面推进集体化运动，叫农民家庭经营的“小生产绝种”[12]，对中国农民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全面抑制农民的自发倾向，将所谓的贫富分化消灭于萌芽之中。毛泽东推动的农民“小生产绝种”运动，是他在特定环境中策略方针的高超 应用 。
毛泽东所采取的第一项策略是，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武器，教育引导农民转变思想。具体则是运用长期在农村革命中发动组织农民而形成的一套工作 方法 ，即“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和“抓两头，带中间”[13]的策略办法，进而通过各种形式的读书 学习 会、忆苦思甜会、批判批斗会展开思想教育，并常常将其与惩治地富反坏（后来加了“右”）的斗争会和公审会相结合，“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即‘一大二公’思想——引者注，下同），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即农民的‘自发倾向’)”[14]；同时，政治上是“以贫划线”、“唯贫独革”、“唯贫独美”；对农民从思想意识上由外到内、由内到外进行“彻头彻尾”的教育改造。于是，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混同起来，农民家庭单干劳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农民从事农副产品贩运、工副业生产被当作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打击，一部分农民生活相对富裕成了两极分化，引导劳动者对劳动物质利益的关心成了物质刺激，按劳分配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结果，农民的“自发倾向”被批倒批臭而无处藏身。土改后的中国农村进一步强化了“穷则革命”、“穷则光荣”的下层贫民优势，广大农民群众被引导着不能不放弃私有观念和“自发倾向”。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毛泽东采取的第二项策略是在“趁热打铁”，“步步深入、快速升级”。他敏锐地抓住土改斗争高度掀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氛围，力主“不断革命论”，土改之后，立即“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15]，“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一鼓作气”向前行[16]，使分散被动的农民来不及反应便不能不接受和适应平均主义改造的现实。于是，通过所谓的合作化，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农民那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那历来与农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品市场也被缩小到无法再小的限度；随之，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进一步向农民家庭“共产”，农民家中的自留地、牲畜家禽，甚至房屋、农具、衣被、存款等也囊括其中，所有制关系单一化，(“唯一的经济基础”)、生产劳动的集中化，产品分配的工分化(平均化)，流通领域官办供销化，以至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政府的控制之内，农民们真正犹如大机器的一个个零件，“小私有”被彻底地解决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就是在公社体制无法为继而被迫退回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并开放农民的部分“小私有”、“小自由”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对农民的“私有观念”与“自发倾向”仍然耿耿于怀，转而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推动广大农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于闪念之间”，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继续朝着他认定的人民公社理想社会迈步前进。
尽管“一大二公”模式的平均主义与中国农民的追求相背离，但在毛泽东高超策略的运作下，集体化运动不仅得以全面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广大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场景。我们不能把农民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7]背景下长期失去自我的无奈，当作农民的自愿选择。身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之后，在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浓重火药味还正弥漫的大背景下，面对集体化运动领导者组织运动农民那高超而娴熟的政治斗争策略，那生性追求发家致富、财产私有，但依附性与可塑性极强的农民有无接受改造的自我选择便可想而知。因此，如果说，集体化 时代 中国农民的主体受到了平均主义空前的改造，倒是绝对的恰当！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其三，在集体化运动中，我们看到农民被“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改造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农民还是瓦解“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功臣的本质。面对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和政治运动的冷酷无情，农民仍然一次次抵制“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改造，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合作社初期，入社农户仅占到农户的15%时，农村就多次出现过抵制“共产风”的“生产力起来暴动”[18]；高级社化之后，立即出现的是农村的“闹社”、“退社”风潮以及“包产到户”的萌发；60年代初，有所谓的“单干风”泛滥，各地农民普遍要求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还有那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贫苦农民为代表的暗中“包产到户”与单干之举[19]，以及广大农民长期以消极怠工方式的普遍抵制，如在集体大田劳动与自留地劳动“两种劳动”中出现“两样干劲”（即生产队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最后是全国农民的家庭大包干等等。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都是广大农民对“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抵制和冲击的确切体现。所以邓小平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20]可见，农民不仅不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追求者，而且还是抵制和瓦解“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功臣。
 




[1]毛泽东：《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1925.1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 1991. 5
[2]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3]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 参考 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内部版)，第228页，第213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4]毛泽东：《“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5页，人民出版社， 1977。
[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 1964。
[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 1977。
[7]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下午）
[8]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 
[9]关于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是否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请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苏少之文和《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田利军文。
[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 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81。
[12]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
[1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12-1960.2）
[14]毛泽东：《“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245页，人民出版社，1977。
[15]毛泽东：《杭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1月）
[16]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1月）
[17]毛泽东1963年2月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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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61页，中央 文献 出版社，1991。
[19]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已被公认为率先搞家庭承包制的地方。其实，根据我当年在农村所见和后来到各地的调查，“文革”前后各地都早就有秘密分田单干的现象。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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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