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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打造平等与公正(1)(3)

2015-05-22 01:10 （三）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
    
既然集体化运动的平均主义追求不是受 中国 农民（指农民的主体部分，下文同）的意识 影响 ，而是中国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受到平均主义的空前改造；那么，集体化运动或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又源自哪里？ 
集体化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作为农民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受中国 社会 古典平均主义的影响是明显。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 农村 乡间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他熟读经史，喜爱《三国》、《水浒》，敬仰历代传统治国精英，崇拜近代湘籍名臣。这使他能通古今，思未来，就连韶山冲首家“小财东”家庭的优越背景[1]也无法阻止他摆脱农民的思维与超越农民的生存追求。来到省城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其涉猎的书籍与获取的知识更为丰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礼运篇”到“大同书”，由“患不均”到“均平篇”，由“大同”社会到地上“天国”……在他接受的思想与知识中，似乎有一个连贯一气的东西把他深深吸引，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尽善尽美的“大同”理想。“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功、立德、立言”当“尽力”于此[2]。无疑，中国历代社会精英这种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思想和执着追求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与社会的脊梁；他们描绘的人人平均的社会蓝图，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类社会理想，是一种精神财富。但是，中国传统知识界长期习惯于商品 经济 不发达社会的“静止”思维，以“大同”理想社会为追求，就是把整个社会置于静态 发展 之中，是一种具有浓厚空想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其空想性已被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历代革命者、改革家的实践所证明。毛泽东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知识精英与革命家，同样生活于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受到它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即使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并不是这种影响的消失，而是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一实现理想的武器。1949年，当他领导的革命即将胜利前夕，他自信地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言下之意，他已找到了到达大同之路。也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曾三次用“大同”来比附新中国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他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不是传统“大同”方案中贯穿的空想因素，相反，他因为革命的即将胜利，强调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人类的“大同境域”；他在构想人民公社蓝图时曾说，前人的乌托邦理想不仅将被我们实现，而且要被超过；他甚至称张鲁的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虽然，革命分两步走的 理论 与策略，使毛泽东在第一步的革命时期，能不断绕开空想的迷障置身于坚实的基础上，成就了其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大同”理想中的古典平均主义影响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五四前后，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对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欧近代社会，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设计的美好社会蓝图，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成熟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是一种善良愿望和主观空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交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以俄国为中转站，经俄国革命者的理解传入中国，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其中。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都追求财产公有，人人体力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4]；只不过前者是在乡村，后者是在城市，作一比较，相似之处很多。这两种思潮都一度成为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社会理想。1918年，他拟在岳麓山办半工半读的工读同志会；次年又多次计议建立“新村”；1920年他参与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决定在长沙办工读互助团，或称“自修大学”。至今国内史学家均认同此时的毛泽东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时的他，正是在深受中国古典平均主义影响的基础上，同时接受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之后完成转变的；随后，他认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追求，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后还一再以赞赏的口吻谈起当年这种生活的经历，都体现其理想中除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古典平均主义理想追求的影响之外，还带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烙印，表明他早年所受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并未因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完全消失。
农民中下层贫民尤其“赤贫”的平均意识是集体化运动领导者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现实社会基础。如前所述，农民可为几个阶层，其中农村中最底层的贫农、特别是“赤贫”，他们为生存计， 自然 可能产生平均的要求。出身农民并在农村度过了少年 时代 的毛泽东，吃斋念佛而心地善良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他从小感知广大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之苦，尤其同情那农村最下层的贫民、“赤贫”。同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赤贫”们“穷则思变”，敢做、敢为，对旧制度的“一些破坏的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勇敢能战。毛泽东长期身临其境，对他们自然产生一种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认为他们“最革命”，是农村革命的“先锋”和中坚力量。这样，下层贫农尤其是“赤贫”的平均意识就鲜明地突显出来，并反过来淹没了其他农村阶层的思想，从而成为毛泽东眼中的农民思想和农民精神。集体化改造开始之时，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趋势，毛泽东仍然以原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集体化，把下层贫苦农民与较富裕的农民作为对立面，然后又根据过去根据地内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和在贫雇农威权之下，中间动摇的农民必然倒向下层贫农一边的经验，得出了“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结论[5]。其实，正如前面所述，当时能够接受“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的农民绝对是少数，可这少数却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整个农民阶级。所以，如果说集体化运动和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式平均主义是受了50年代农民的影响，那么“农民”二字应的含义就应限于少数下层贫苦农民。可以这样说，下层贫农尤其是“赤贫”积极分子的平均意识是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并影响了他对集体化运动选择及其对“一大二公”目标的执着追求；反过来，作为当时运动主导者的毛泽东，其“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则又进一步助长了农村下层贫民或“赤贫”的平均意识。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长期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与生活，也与空想社会主义原则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如前所述，战时平均主义是在一种特殊 政治 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争军事时期，处于受攻击、被“围剿”的弱小军队或造反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正是依靠了形同共产体制的战时平均主义，才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下，维持了全体革命者的基本生存和战斗团结，振奋起高昂的革命精神，支持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而迎来了辉煌的胜利。长期适应这种传奇式的特殊经历，不能不使毛泽东对战时平均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眷恋。然而，战争既是特殊的政治，也毕竟已经过去；人们的社会意识毕竟要由和平建设时期的“社会存在”来决定。战时平均主义没有错，不应脱离当时的特殊环境去指责与批判战时平均主义，但对这种特殊的战时平均主义不能留恋不放，更不能推行于和平建设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脑际中总是辗转于战争年代，叹息那战时平均主义的可贵和难以保持[6]；在“一大二公”狂热中“共产风”、大食堂、军事化等等，正反映了战时平均主义惯性对毛泽东的清晰影响。在毛泽东这里，战时平均主义就不仅仅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政策，而是同时当作社会目标的追求。
可见，毛泽东在农村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理想不是源自农民的主体，而是中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贫民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的产物。虽然，毛泽东也曾经批判平均主义，如：1929年批判和纠正过红四军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1942年批判过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平均主义”；1948年批判过土地平分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纠正过部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人民公社受挫之后，他还带头刹风降温，批判“共产风”、“平调风”，并对当时空前猖獗的平均主义进行过有限度然而却是有成效的抑制等等。但是，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存在三个 问题 ：一是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7]的概念，批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流氓式和盲动式的平均主义；这就把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局限起来了，仿佛平均主义没有错误，只是不能“绝对”。二是就事论事地批平均主义，即在某些工作直接受到平均主义严重危害而无法进行时对其进行批判[8]。这是一种被迫性的认识，批判仅是工作遭受严重挫折时的一种暂时的限制或战略性的退却而已，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或困难的缓解，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不仅停止，而且很快旧病复发。三是以社会平均主义批判农民的私财权益意识，即以“一大二公”式的平均主义批判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中农民依据当时“重新平分土地”政策实现土地平分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批判农民的私有土地或财产的观念，批评他们的主张只是一时的平均，很快将重新产生不均，只有走向“一大二公”的“黄金前途”[9]，才能达到真正的平均。显然，正是平均主义批判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所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平均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深刻的反省，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空想平均主义理念则基本没有认真进行过清理。于是，平均主义便得以通过社会精英层的主导而实现对农民的全面改造，长期捆住农民的手脚，迟缓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所经营的农民家庭，由贫致富，成为韶山冲的富农，是当地有“小财东”之称的首富。
[2]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湖南出版社， 1990。
[3]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8、21) 。
[4]张允候：《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9-194页，人民出版社，1977。.
[6] （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南粤出版社，1973。
[7]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88页，1964。.
[8]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1931、2、27）、《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3）和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
[9]参见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富农问题决议》（1930、6）、《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12、16）等；毛泽东的《组织起来》（1943、12）、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合作化运动中有关批评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讲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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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温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