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方向(1)
2015-06-11 02:01
导读：其他论文论文，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方向(1)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摘要：拯救乡村的衰败，依靠现行的“慈善事业”或“散
摘要：拯救乡村的衰败，依靠现行的“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不行。出路在于，中央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集中财力做好三件事：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推动乡村
文化体育建设，振兴乡村社区精神；以城市挽救农村，促进少年“城市中国”的崛起。
一、中国农村走到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农民的家庭耕作延续了两千多年。从1956 到1981 年，中国农民的集体耕作持续了25 年。从1981 到2006 年，中国农民退回家庭耕作又持续了25 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整体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变迁，综合实力壮大，为城市援助农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决定：自2006 年元月1 日起，取消已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农业税；此前，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两项收费，还明令禁止以“乱收费”对农村社区事业进行“摊派”。2005 年冬，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准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2006 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进行了具体的财政规划部署。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为标志，中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中国思想界相当一致地拥护这一战略决策。但同时，大家也对农村困境的由来、解决办法、发展前景存在不同的看法。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下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国家投入不足农村缺少“基础设施”？是基层官员太多而且腐败，国家政权的“下沉”，农民“权利”被剥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是城市的剥削？解决农村困境的主要办法之一──国家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资金──会不会变成慈善、浪费、或者“形象工程”？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
二、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见到的事
2005 年暑假，我同北大
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学生去华北西端某国家级贫困县做社会调查。下面的三个故事是我们亲眼所见。
1、30 户农家买不起的变压器
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平地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向县委副书记汇报了村里的困境：在庄稼灌浆期最需要水的时候，某村民小组30 户人家提取地下水的变压器坏了，没法抽水灌溉水浇地（靠汲取地下水灌溉的地，比旱地的产出几乎高一倍）。地下水不要钱，可提井水要付电钱。变压器由一家农户承包管理，代收电费，并用电费支付管理维修费。虽然承包户愿意支付变压器维修费，但县供电局却不肯维修，称：依国家技术规定，这台变压器早已超期服役，不能再修，必须报废。然而，新变压器要6000 元，承包户不肯出这笔钱，因为
承包合同规定：承包户负维修责任，但没有折旧更新的责任。然而，农时不等人，这30 家农户因变压器而面临生计危机。
为什么这30 户不能每户出200 元集资购买新变压器？村支书严肃地解释道：“30 户共同所有，就成了‘集体资产’，没人会干这种傻事”。那让承包户购买呢？村长的回答是，承包户买不起。即使买得起，村民也不肯支付比现在更高的电价，因为种粮并不
赚钱，只是供给村民的口粮，所以，谁买变压器谁吃亏。由于旧变压器是“原先的集体资产”，电费又由“国家”来收，因此，村民认为应当由“国家”支付新变压器的钱。那么，谁是“国家”呢？乡里几乎没有“财政”，管理两万多人的乡政府每年只有两万元办公费，连台办公电脑都买不起，遑论给每30 户买1 台新变压器。县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只够发工资，90％的开支要靠中央政府每年一亿多元的“转移支付”――“国家”已经“承包”了整个县的党政文教――比起“承包”每30 户农民1 台变压器，不如干脆“承包”这些农户的口粮划算（全县农民每年的口粮为一亿元的三分之一）。如果管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政府，强大到能为每30 户农民提供1 台变压器，那简直就成了恐龙。我再问到：如果“国家”认为没有责任负担这台变压器，怎么办？村长的回答很干脆：要是这30 户打不上粮食，那“国家”就得负担他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喜剧。县委副书记当即用手机给供电局长打电话，命他立即派人来村里维修变压器，供电局长只能服从。我问副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回答是，“我是这个村的人，村书记和我是最要好的
小学同学，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再问，那实在维修不了怎么办，其他村民怎么办，其他村怎么办？全县农村大多数变压器都进入了报废期，又怎么办？他笑着说，“没办法，等着‘国家转移支付’吧。” 我从这个故事领悟到，仅靠“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去对接，那就只有旧农村，不会有“新农村”。
2、“转移支付”修的“渠”
一个山区贫困村的支书，向县委副书记提出一个“宏伟规划”：村里全是旱地，但山里有股泉水，要是能把泉水引到村里，全村的旱地都“可能”变成水浇地。支书希望县里帮他申请30 万元“国家转移支付”，引水进村。县委副书记答应了。
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上，哪来的能持续多年浇灌上千亩山坡地的“泉水”？若是早年间就有，恐怕“人民公社”那会儿就修了。若是新来的泉水，等修好了渠，泉水可能又突然消失了。无独有偶，这个县刚申请到了五亿元“国家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在县境内某条“河”上修座水坝。但那条所谓的“河”，仅仅是山里泄洪的通道，并且已经干涸很多年。虽然如此，因为该县是某部委承包的“扶贫”基地，该部还是帮助这黄土山上的“国家扶贫
水利工程”立了项。
即使村支书说的“泉”是真的，修渠到底要花多少钱？就目前的情况，“转移支付”的三分之一能落实到村就已经很好了。由此，为那30 万工程款，他大概得申请100 万元。然而，100 万元与该村可能增产的粮食相比，还不如国家白送农民这些粮食。况且，这个村正在变成“空心村”，半数青壮年都离开了。我问老支书，如果给你十万元，多余的钱归你，你能组织村里人把水渠修起来吗？他回答，可能。又问，如果退回25 年以上，回到人民公社，修这个引水渠要多少钱？他回答说，“不需要什么钱就能修，冬天没事干就修渠。”
通往这个小山村的山路没有“硬化”。我猜想，坐汽车来的客人们还会想到让国家来硬化这条道路。但村里没有机动车，只有驴和骡马，当然还有人力。
如果国家成了慈善家，甚至“散财童子”，我们不会得到“新农村”。
3．高效的“转移支付”
我们访问了县城里的三所中学，都是近两年重建的，是全县最壮观、最大型的建筑。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村人仅存的体育和文艺活动，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现代合作精神。
县一中是高中，而且是地级市的重点中学，
高考升学率高达80％，许多大城市里的孩子付费来这里念高中。学校的教学、体育、卫生、用餐设施完备，学生宿舍八人一间。教员是本地区收入最高的“公家人”，工资与学生升学率挂钩。
县二中是初中，最有趣。县里挪用财政，仅用了400 万元就重建了这所壮观、漂亮的中学，拥有400 米跑道的大运动场。一个私人企业家投资并管理学校的主餐厅，可供五、六百人井然有序地同时就餐。两栋漂亮的大宿舍楼每间住十个学生，每层配两个大卫生间。与一中同样，每个班学生有80 人左右。在舍监督促下，学生定时起床、洗漱、晨练、就餐、上课、上晚自习、再洗漱熄灯就寝，宿舍干净整齐。这所上千学生的公立学校，不靠国家拨款，完成基建之后就自我运营了。学校每年支出三、四百万元，其中部分由大城市来的借读生用学费支付，部分靠国家给教师的人头费和收取学生的宿舍费和杂费。
县三中与县二中的情况相同，只是多了个不是市“重点”的高中。遗憾的是，在这个县我们没有见到一所“职业高中”（过去说的“技校”）。
这个县有一半的农家孩子读不起中学，或者不能完成初中教育。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山村，老支书自豪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努力，在县里的帮助下，村里几年前重修了小学。我们去看了这所村“小学”。学校总共两个教员，教全村五个年级共20 多个孩子。校舍极为简陋，却是村里仅有的两栋砖瓦房（其余都是窑洞）中的一栋，一排30 多米长的简易平房，包括两间教室、两间教师宿舍和一个
办公室。教室的黑板是用水泥抹的，刷上了黑漆，但漆已剥落了。户外，有个席子围合起来的露天厕所，布满密密麻麻的蛆，苍蝇扑头盖脸，气味令人呕吐。在厕所旁边，“校长”为我们十几个师生和官员烧了午饭。
那个五亿元的水坝，那笔国家每年支出上亿元的“转移支付”，还有那小山村计划申请的30 万或者100 万元的水渠项目，能够建造多少所400 万元一所的初级中学或职业高中？如果主食、宿舍、校服、书本免费，农民们会送自己孩子到县城读中学的。“国家转移支付”，再加上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救助，可以轻易做到这些。减少农耕人口，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正是“新农村”的全部希望所在。
人力资本是中国拥有的最大资本。如果孩子们读完了中学，习惯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书报的生活，习惯了干净的被褥和卫生设施，习惯了洗漱，习惯了文艺和体育活动，他们就不愿再回到那肮脏黑暗的窑洞里去，不再能容忍肮脏的饮水和“厕所”，不再能容忍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管将来毕业做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留在城里工作，不再是自生自灭的个体农民。与此同时，乡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成倍扩大，他们留在乡下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就能改善生活。一个劳动力耕作五亩地还是30 亩地的收入，有质的不同。即便因劳力短缺而退耕还林，甚至弃耕那黄土秃山，也比增产那一点粮食合算。一家一户种自家口粮，那是一种古老中国的“小康”，而今意味着贫困。要古老的“乡村中国”，还是少年的“城市中国”？答案在于把初中和职业高中作为最大的“扶贫”投资项目。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们还可以让40 岁以下的农民自愿接受免费的职业技能
培训。
三、建设新农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中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1、制造的产品已取代
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中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5000 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5000 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3000 多亿元）。中国GDP 近19 万亿元，粮食只占中国财富总量的5％。
2、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中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
在1840 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3、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中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4、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农村与城市的鸿沟急剧扩大。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21 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5、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中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也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身陷贫困的中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SOS 求救信号，也向城市发出了警告。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中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中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
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
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税费负担没有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减少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中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300 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农村3000 亿元，其中的2000 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1000 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中国300 万个自然村或50 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即使在富裕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第二，“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来的。“自然经济”不催生“基础设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