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1)(2)
2015-06-12 02:06
导读：帕特南研究的是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如果假定现代化进程具有普遍的共性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社会同样可
帕特南研究的是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如果假定现代化进程具有普遍的共性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社会同样可能出现。而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城市社会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很正常了。虽然中国没有出现公民“越来越喜欢独玩保龄球”的报道，但是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几年也不知道邻居的姓名的事却不足为奇。中国公民结强度的下降还体现在新生一代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下降。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生接受以集体主义的绝对性为主的价值观念。而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为社会、为集体服务的积极性已大大降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以自我需要满足为基础的价值观[ix]。这种价值观念虽然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但必须警惕朝那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农民由于受知识、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参与社团（包括入党）的比例和意识都很低。
“独玩保龄球”是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表征现象，根源于美国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崛起。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有着许多优良传统美德。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精神与文化领域显然具有优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遏制“独玩保龄球现象”的发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依靠迪尔凯姆设想为神圣之源的团结力量，团结力量产生强公民结。团结力量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精神。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医务人员不惜生命危险志愿加入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多歌星演员勇敢地上医院进行义演，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志愿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甚至捐款捐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这表明我国的公民结强度还比较大，社会资本存量还比较丰富——尽管没有实地的系统调查和可供参比的数据。正是由于这方面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上对“非典”没有形成巨大的恐慌和骚乱，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进行。1998年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抗洪精神把亿万中国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强公民结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都是形成强公民结的基础。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各种亚文化异常活跃，其中恶性亚文化的盛行是导致国家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些恶性亚文化遍布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不可否认我国社会存在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不健康社会心理。功利主义使许多人只喜欢做实惠的选择，而不考虑道德情感价值的选择。于是同别人一起玩保龄球也还在考虑对方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要是没有的话还不如独玩。当然，我国总体上的社会资本还没有下降到出现这种现象，但却不能忽视社会资本在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受到孤独情绪和心理疲劳——出现弱公民结的表征现象——已成事实。
强公民结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寻求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集中和统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创建的重要途径。重构新的文化格局和精神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不可轻视的重要问题，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应当给我们以启示。
（三）社会信任系统
社会转型期，法制的不健全让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得逞，造成了不好的连锁效应，以致使诚信与信任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诚信与信任问题在经济领域比较突出，但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存在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诚信与信任既体现为建立在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物，也体现为基于道德和习俗之上的文化规范。笔者在此统称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它可分为普遍主义取向的制度信任系统和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信任系统。社会信任系统基于国家法制体系和道德习俗之上，维护和实现社会普遍有效的责任信用体系。与社会信任体系相对的个人信用体系建立在个人人格道德基础之上。社会信任系统建立在传统人伦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支持和制约体系。这种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人们的价值认同感。
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信任系统的两种类别中，社会以何种类别的信任系统为主导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就提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x]。在该书中，福山首次从国家的高度提出信任是国家经济增长是重要因素之一。他实际上是在指出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系统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信任系统不完善或者说信任结构缺失的后果是全方位的，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的运行和维持变得艰难。而具体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包括交易成本的增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国外不少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之上[xi]。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属于特殊主义的信任。我国许多家族企业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信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信任在现代社会中显得不可或缺在于讲求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人要求节省交易费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社会总有人想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获得额外或更多的利益。但信任的确不可缺乏，它是一种形成社会凝聚力量的东西。人们之间的关系最终需要依靠信任来调整或协调——不论是制度性信任还是人际信任。只不过在现代社会要建立普遍可靠的社会信任系统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体系和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民主制度和文化体制等）。
针对中国社会内部出现某些社会行为、经济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失衡、紊乱和无序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支付的“制序变迁”的成本[xii]。执这种代价论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对于失范行为者而言，到底是社会迫使他们这样做，还是他们自己“理性选择”这样去做呢？假若是前种情况，那么韦森的解释便显得比较无力了。如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进程向深层的推进实际上意味着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整个社会会更加合理化的话。那么诚信与信任机制也应逐步走向合理化，目前的问题只能算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交锋产生真空的结果，而不能归结于“经济改革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为重建诚信与信任系统作一些努力了。英国
法学家艾伦（Allen）曾指出，随着法律规则的指定变得越来越明确，而且为立法和执法建立了精干的机构，习俗的有效范围也就随之缩小了[xiii]。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应该倡导一个有较少法律干涉的人际信任环境，而未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整个社会秩序内部的制度化必将遍及到现在或以前习俗和惯例就可以维系正常活动秩序的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制度信任逐步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的主要信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与中国在此方面社会资本存量无关。普遍主义的制度信任系统在总体上是一种选择性适应和演化的产物。人际信任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代价，我们已不得不尽快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系统。因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异质性越来越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与生活方式使得人际互动或共同经验这样的信任基础越来越薄弱，这样信任不得不求助于制度和契约来约束。但在人文重建中将人际信任列为重要内容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
国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广大范围内的共享物和规范、建构社会不可缺少的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丰富国家社会资本的好处在于其更有利于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对于我国而言，国家社会资本就是有利于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国家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对于走出理性选择范式的解释困惑、重新认识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与人的社会需求的价值、恢复国内人本主义精神研究有重大意义。对非制度性权威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础。前面已指出，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征，本文只探讨了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其它内容和形式以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功效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正如周红云所说，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还刚刚起步，但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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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帕特南《独玩保龄球——美国社群的兴衰》一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其书评见林聚任的《独玩保龄球——帕特南与社会资本理论》，载《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1辑。
[ii] Putnam,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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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314页。
[iv]毛寿龙.政治社会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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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美]萨托利.民主新论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第183页。
[vii][美]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3.02
[viii][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65、98、99页。
[ix]佘双好.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基本特征及发展走向透析[J].当代青年研究（沪），2002.01。
[x]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xi][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89页。
[xii]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69页。
[xiii] Allen, C.K.,1958,
Law in the Mak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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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v] 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2.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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