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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暂时居住在城中村里的大学刚毕业、刚工作者，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那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在城市找到工作后，工资收入尚不能支付购买商品房的“天价”，单位里早已没有了福利房分配，炒得很热的政府廉租房仅仅是纸上的东西，于是城中村也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租得起、能居住的地方。而且，出身农村的大学生这时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尚没有被“城市化”，因此他们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起来也很是亲切，没有任何隔阂。我发现，进城农民工都很愿意向大学生请教，大学生们也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很愿意向他们转播信息和知识。
据报道，深圳福田区滨海大道以南新洲路以西的片区，聚集着好几个城中村。对于刚搬进城中村的人，他们也需要有一个资讯平台，村里哪家米粉店好吃，哪家休闲中心的足浴服务好，租房的人要找租赁信息。三沙社区一个叫Benny的年轻人架设了一个BBS网站论坛，给以沙头地区为中心的城中村住户提供网络交流平台。论坛分本地信息和娱乐休闲信息两大板块，十几个小板块，其中一个网名叫“虎落平阳”的网友发贴，名为“今天路过下沙武装部的时候差点被狼狗咬”！从而提醒大家注意。类似的这种信息，对于农民工来说确实是非常有用。
五是精神安慰、娱乐和文化生活的“卡拉OK厅”。
农民工们也是人，也和城市里的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特别是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也需要放松、休憩，也需要得到精神安慰，也需要娱乐和文化生活。而这一切，在城中村中全部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
六是寻求帮助、自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场所。
从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理论来分析，农民工对自己的组织的需求，是很旺盛的。这是因为，进城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都知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道理，要想在城市里站得住脚，就必需团结起来，有自己的组织，出了事有人、有组织为自己说话，为自己撑腰。
其实，根据社会学原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组织的出现，城中村自然也不例外。据我的调查，几乎所有的城中村，都有若干个不太正轨的农民工组织。这些不太正轨的农民工组织，有的不过是老乡经常来往自发性的，有的则是有能力有威望的能人吸引周围人而成立的。当然，也有被公检法以不正确事实而定性的“黑帮社会”者。
我对于近年来有的城市正在试验的在工会里成立一个农民工工会，试图由这个农民工工会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的举措，实在不敢苟同。大家知道，城市的工会基本上是一个较少为工人谋利益的官办工会，而且经多年运作，早已是“官僚化”了。那么，由另外的政府机关牵头成立一个维护农民工的组织，行不行呢？也是不行的。因为政府机关牵头成立组织，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收费积极、服务无门的机构。
三、城市社会是如何讨厌城中村的？
我国的城市社会讨厌城中村是举世有名的。那么，城市的各阶层是如何讨厌城中村的？
首先是学界。学界精英们把城中村视为“城乡夹缝地”、“贫民区”、“中国式贫民窟”、“定时炸弹”，等。但是，学界精英们很少认真听取农民工自己的意见。
党政部门官员把城中村视为“有失城市形象”的“待改造区”，但是要改造城中村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据媒体先后报道，有若干城市“抓样板”式改造了几个城中村，充其量也不过是另一种“政绩工程”意义的作秀罢了。
城建部门把城中村视为“无法治理”、“难以治理”、“治理不起”的“头疼区”，但是他们根本舍不得把宝贵的城市建设资金用于城中村改造，除非党政部门主要官员决策某个城中村改造。
卫生防疫部门把城中村视为“脏、乱、差”的卫生死角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拿出任何整治的措施。
公安部门把城中村视为“黄、赌、毒”集聚区，犯罪率最高的“藏污纳垢”地带，凡是遇到“社会治安大行动”，一定到城中村抓人，而平时却很少到城中村抓治安。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事件，更是暴露了我国公安部门在城市管理中的错误作为。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维持社会治安的幌子下，收容遣送的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第12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的管理办法，改“收容”为“救助”，一词之变，实乃性质之变，变强制为自愿。这意味着政府对城市弱势群体救助义务的增强和责任感的提升，相应地也意味着收容遣返行政强制功能的弱化。本着“公开、自愿、来去自由的原则”，这一工作将更多由民政部门来操作，淡化公安部门的带有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色彩。（1）
计划生育部门把城中村视为“无法管理”的“超生游击区”，但是却苦于没有管理的有效办法。
四、地方政府为什么仇视城中村？
地方政府之所以非常仇视城中村，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城中村，原因在于城中村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在地方政府眼里，城中村俨然就是影响他们执政形象的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再深一步分析，对于地方政府的有关官员来说，改造城中村却有着非常多的好处：一是“大大提升了”个人的执政形象。我之所以在此处打了一个引号，就在于这是官员们自己的感觉，老百姓并不认同；二是由于改造城中村利润奇高，开发商个个垂涎三尺，因而就可以官商合谋，或利用招标投标，或利用审批项目，或利用质量监督等等，捞取好处。
当然，地方政府官员也不是“憨包”，他们除了捞取好处的手段越来越巧妙、越来越隐蔽外，还制造了一个“为了公共利益”的理论根据。按照这个“为了公共利益”的理论，如若同意拆迁改造城中村，也就罢了；如若不同意拆迁改造城中村，那就是“钉子户”，而对付“钉子户”，已经“创造”出了许多套办法，最著名的要数所谓的“一条龙式现场办公”，即由政府的“拆迁办”人员先来“做工作”；如若不行，后面跟着的检察机关执法人员“现场”开出“拘捕令”，法院当场“开庭”“宣判”，公安机关人员当场“抓人”；“钉子户”的主人被抓走了，也就没人敢再阻拦了，于是开发商的铲车、推土机“轰轰隆隆”就把一切推平了。至于重庆市那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杨武、吴苹夫妻能够在“孤岛”上坚持了6天5夜，在全国仅仅是个“撞到枪头”上的典型案例。这是因为，当时全国正在热炒《物权法》，网上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使得当地政府不能不“依法、冷静、妥善处理”。
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市长还搬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理论：“那里以前是一片老城区，这可以从保存的照片上看到，拆不拆，不是涉及到开发商的利益，而是涉及到百性的公共利益，那里的老百姓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居住、交通条件。”对于这个理论，广西财经学院农卓恩曾有精辟分析：“拔掉‘钉子户’，强调拆迁，把旧城区改造的漂漂亮亮，多数人得到了利益，而损害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在短期来看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有利于长远的整体利益。”“由于这种强制拆迁出现的频率（概率）很大，会增大不确定性，不利于人们的长期投资，从而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因此也就不利于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参见《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4月27日。）
五、城中村的历史意义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城市的衡量标准，城中村是题中之义，是应该存在的，是不可以非议的，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中国政府官员心目中那种“城市不可以让城中村存在”、“城中村影响城市形象”等认识，并不是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城市的衡量标准。
照我看来，城中村不但不影响城市形象，而且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正式记录，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但不可以人为的消灭，而且应该好好保存、保护。
通过城中村把我们的发展历史保留下来，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我们的后人，城中村所体现的历史真实、历史沧桑和历史之美，是他们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复制、复原的。在此，有一个如何评价城中村之美的问题。照政府的官员来看，城中村是不美的，而照农民工看来，城中村却美的很！而且照历史学家、古建筑学家们看来，城中村完全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录，因而是美的。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破四旧”等极其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历史性建筑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建设新的城市的动力驱使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拆旧城，建新城。拆旧城当然容易，但是旧城区里的那些历史过程中的建筑，也一同随着推土机的轰鸣而被“铲除”了。而新建的城区，几乎清一色的钢筋水泥楼房，毫无特色。
其实，我们把城中村保留下来，我们的后人完全可以用来利用。例如，开发成历史旅游点，将成为经济增长点；开发成历史教育点、传统教育点等，将成为难得的好教材；开发成博物馆等，将成为历史研究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这对于我们的后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不为后人留下来呢？
六、城中村的有效管理应推行城中村民自治
那么，城中村应该怎样管理呢？我以为，唯一可行的是让城中村中的所有权人、老住户和入住的农民工，以其选举出的自治组织，依法进行自主管理。这一方案，其实不过是承认城中村管理现实罢了。
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的眼里，社会管理就是由他们官员的管理，其他什么人的管理是不能算数的；为了实现官员的管理，就要成立一个政府机构。这里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计划经济下“政府万能”、“万能政府”的观念在作怪；二是强调政府万能，就可以新成立机构，而有了机构，就可以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就业，没有庞大的政府机构，自己以及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没有了“当官”的岗位。这就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多年来越精减越膨胀的深刻根源，也是自中共16届5中全会决定大力发展民间组织、以分担部分政府职能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并没有任何新起色的深层次原因。
有一个观点认为，农民以及农民工民主意识差，不会民主选举、不会自我管理。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我国自1980年代末期在农村广泛开展的村民自治的实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的荒谬，因而是不值得一驳的。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其之矛攻其之身：如果是党政官员持这种观点，人们倒是想反问一下，你们党政官员什么时候真正民主选举过你们的上级？如果是大学教授持这种观点，人们倒是想反问一下，你们大学教授什么时候真正民主选举过你们的校长、院长？以我之见，农民的民主意识并不差，民主选举的训练有素，自我管理能力很强。
大胆地、放手地让城中村的所有权人、老住户和入住的农民工，以其选举出的自治组织，依法进行自主管理，天不但不会塌下来，很可能管理得出奇的好！
参考文献
1．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课题组：百余专家点评“城中村”改造 ，脑库内参2005 年第 25 期 总第 1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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