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的有关问题(1)(3)
2017-03-24 01:10
导读：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
自然资源对发展根本性最明显的展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资源消费的巨大差异，即富裕、贫穷分别与高物耗和低物耗的对应：从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当量，1997年，下同)来看，高收入国(人均GNP 25 730美元，1999年，下同)为5 369，中等收入国(2 000美元)、低收入国(410美元)只有1 368和563；富裕的美国(30 600美元)、加拿大(19 320美元)、芬兰(23 780美元)高达8 076、7 930和6 435，贫穷的孟加拉国(370美元)、尼泊尔(220美元)、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仅有197、321和287。对“资源经济”第一性的支持还包括为石油、水等进行的无休止的“资源战争”，以及人们在发生全球性灾难情况下也不会停止的对资源的觊觎和攫取——北极冰帽融化本是一场生态灾难，但却引发了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主权的诉求。
对“资源经济”的挑战来自“资本经济”的成功，如日本等资源贫乏，“从摇篮到墓碑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其一，“资本经济”的成功并未改变资源对发展的第一性，不论是利用本国还是进口资源，任何发展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其二，资源基础提供着发展的机会，失去资源即失去发展；其三，从世界范围看，地球资源对发展的制约是终极的；其四，利用别人资源的发展是不道德的，特别是污染产业转移(空间利用)、砍别人的树护自己的林、让别人养活自己的国民(通过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等。
二、人口与环境
(一)环境倒“U”型曲线
环境倒“U”型曲线系对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平等变化趋势假设的借用，亦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格鲁斯曼在1990年前后提出。环境倒“U”型曲线表示的是如下现象：在转折点前，环境随经济增长而退化；通过转折点后，环境质量则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得到改善。这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人均GDP达5 000美元或8 000－10 000美元时。一些环境转变论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努力把企业污染“内部化”，便不仅可实现环境转变，还能把传统“突兀”的倒“U”型曲线改变为“平扁”的倒“U”型曲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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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下理由，环境与经济的这种倒“U”型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经济过程是一个物质、能量耗散而与环境退化反向变化的“熵过程”；单位商品能耗、物耗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能耗、物耗和污染量的减少。其一，经济过程是一个“废物的总量增加，环境质量降低”的“熵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被转化为商品和废物，能源被转化为废热；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自由能和废物，自由能又进一步转化为废热。其二，环境退化源于人类活动对生态因子数量、构成的改变，人类规模愈大、活动强度愈高，环境退化便愈烈。其三，技术进步引起的单位商品能耗、物耗，进而污染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总污染量的减少，因为总污染量一单位商品污染×人均商品×人口总数。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大量单个资本、个人无法内部化的环境代价和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公地悲剧”。无法内部化的大量环境代价包括森林减少、土壤流失、土地荒漠化、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被破坏而又无法私有化(假定私有化利于环保)的“公共资源”包括大气、河流、海洋、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栖息地等；而资本(资本青睐在别人院子吃草、撒尿，在自家院子产奶的“长颈奶牛”)则对环境保护采取漠视态度，如发达国家的污染通过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第三，转折点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这说明倒“U”型关系只是发生在少数国家的现象。削弱但并未改变产值与污染正相关的技术进步虽然可带来单位产值物耗、能耗，进而污染的减少，但并不能改变总污染随总产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对环境转变论来说，总产值的增加，也恰恰肩负着人均GDP向“拐点”挺进以验证环境倒“U”型曲线存在的使命。而人均收入增长向“拐点”挺进的过程，也正是物质、能量耗散大量增加，进而环境退化加剧的过程，远在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便会由于环境不可逆转的退化而被窒息。事实上，有限的地球资源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只允许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所谓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有条件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