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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

2017-09-09 01:50 毕业

【内容提要】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成为近期学术热点之1。但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剩余劳动力状况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该时期农村积存下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不过被掩盖在“全民就业”的体制之下。因此，廓清公社体制对剩余劳力及其流动的制约因素，分析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上的影响，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控制/社会流动

【正 文】
    人民公社时期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1个10分特殊的时期，在这1阶段形成了1整套的制度模式，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的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社会层面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及人民公社制等。这种大政府的高度控制与全面干预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及其流动影响深远。本文拟以人民公社体制下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切入点，着重论述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后果。

    　　　　1、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体制内的积存

    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得农村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劳动力剩余积淀严重。研究表明，重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明显低于轻工业和第3产业，重工业每亿元投资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只及轻工业的1/3（注：李同文主编：《中国民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与未来》，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以固定资产增长与劳动就业岗位变化脱节为例：1978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增长22.7倍，年均增长12.9％；工业部门劳动力仅增长3倍，年均增长5.5％，而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却增长4.8倍，年均增长6.2％；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增长5.7倍，年均增长7％。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工业从业者未能随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相应增长，为解决就业造成结构性困难。从3大产业的产值结构看，1978年，中国工业所占比重达44.8％，已具有人均GNP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看，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70.5％，是人均GN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据我国学者计算，1952～1978年，我国工业资本积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论数字为17113.7万人，实际吸纳8097万人，少吸纳劳动力9016.7万人，这意味着2元经济1端的工业部门实际吸纳劳动力不及理论数字的1/2（注：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减掉了农村6000亿元人民币的同时，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却并没有吸纳农民，使农村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以1978年和1965年相比，城市人口增加了42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18％下降为17.9％；而农村人口却增加了1.9548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80％增加为82.1％（注：周尔鎏、张雨林主编：《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农民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的过程中，却没有分享到城市工业化的成果。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业大军行列之外，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有限的耕地和单1的粮食生产项目上，忍受着隐性失业和生活贫困化的痛苦，农村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据估计，整个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注：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它直接构成了农村劳动力日后大规模流动的原动力。
    其实，我们从当时农业生产率的滞缓中也不难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压。据统计，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比1957年还低11.6％，到1980年也不过提高了15.8％（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这说明，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增大，劳力投入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出现内卷化，投入与产出的边际效益渐趋于0，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他们处于不充分就业的半失业状态，或重复劳动，或窝工、怠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既已承受了超负荷的就业压力，而剩余劳动力作为1种具有流动倾向的“势能”，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问题是为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剩余劳动力转移才如泄洪般地得以释放？何者阻碍了这1流动？换言之，是什么因素掩盖了劳动力的剩余？

    　　　　2、超稳定结构下的“全民就业”

    　　1、执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决定了不允许在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农民入社，土地产权关系亦随之而变，土地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为实现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农村共产主1社会做准备，政治上农民翻身做主人，整个社会则被单位化和组织化，再加上浓重渲染的劳动光荣思想，批判不劳而获或劳心不劳力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这种局势下可谓全民就业，没有失业现象和乞丐，极少流动人口，自然也就无剩余劳动力可言。
    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相呼应，我们建立了1整套与之相适应、满足其需要的体制和制度，如中央集权体制、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管理体制、统购统销制度、城乡隔离制度、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等。在上述体制和制度的影响下，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农村非农产业被压制，农村人口城市化被阻止，城市被建成强大的计划体制堡垒。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失误，使我国在1949～1978年这1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性、有持久效应的转移是微弱的，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2年的87.5％下降到1978年的82.1％，年均仅下降了0.25％，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88％降为76.1％，年平均也仅下降了0.56％，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却由45.4％降为22.9％（注：《奋进的41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并没有带动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的下降，表明了我国工业和城市吸纳过剩农业人口的能力相对很弱，无法拉动并刺激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和流动。总之，这1时期的农村社会稳定是政治体系强控制的结果，这种强控制势必窒息农村经济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抑制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经济冲动，从而严重削弱农业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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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国家采取的严格限制农村居民流向城镇的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农村社会1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僵硬的身份壁垒和极低的社会流动率。国家禁止农户向城市自由迁居，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不仅城乡之间的界限难以逾越，就是农村的不同社区之间，这种身份壁垒也是长期存在的。对所有的农村人口来讲，大家都有1个共同的称呼：公社社员。除联姻、过房、承继等情况外，这种社区身份也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不仅人员流动极难，其他社会资源的流动也同样如此，农民不但不能携带自己入社时的土地和耕畜退社，而且，甚至不能携带他自身退出这种体制。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下，农民没有分化，没有流动，没有迁移，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只有农民、渔民、山民和牧民的区别。经济学家赫彻曼曾经说过1句话1语中的：公社制下的农民既没有“退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留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注：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8期。）。
    其次，公社体制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第2个层面，即为禁止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公社化的严密组织下，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只能呆在农村，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干不属于农业范围内的事情。否则，就是不老实，不本分——用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搞“资本主1尾巴”。“不堵死资本主1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1的步。”所以资本主1尾巴是要随时割掉的。浙江的桐乡1度出现：自留地、饲料地不准搞“5秧”等商品生产；限制农民家庭饲养家禽数量；社员不可以出门做生意等等，有的社员甚至把1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出售要看“主1”，卖给供销社的是社会主1，卖给城镇居民多卖1分钱就变成“资本主1”（注：俞宗泳：《桐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载中工桐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足迹——建国后桐乡地方党史专题选编》(征求意见稿)。）。这些极“左”的东西，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的改善。笔者在浙江桐乡和江苏盱眙的访谈也印证了这1点：“只要你种点瓜，养点小鸡、小鸭，都被认为是‘资本主1尾巴’，小瓜还没有生，就把藤给你拔掉，鸡也有规定，每1户只能养2只，检查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的，只要你养了3只，就给你抓走1只，剩下的2只还得是留着过年时吃的，是产品才行，农民自己留1点，种1点就不成，就是‘资本主1尾巴’，你说你怎么去搞经济作物？”（注：2002年10月15日对桐乡市河山镇政府宣传部长的访谈实录。）“我的父亲是当时沙岗村的第1任书记，听我父亲说，在整个50～60年代，农民只能种地，干其他的不行。文革时，我们种点经济作物叫做资本主1尾巴，所以当时的社会大气候决定了农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注：2002年11月6日上午对盱眙县沙岗村第6任书记的访谈实录。）于是在超强的压制下，“白天，你可以看到田地上有1大堆1大堆的人在‘大呼隆’——集体耕作；夜晚，你可以看到1家至少有56个人甚至是78个人在1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吃饭，然后悄无声息地躺下，等待第2天黎明就要敲响的上工钟声。广袤的农村大地1片寂静，没有欢声，没有喜乐。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复1日地在那块由50年代土改时划定的属于村庄所有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着，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天，指望着能有1个好收成”（注：陈文科等著：《中国农民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便成了公社体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2、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勾销了流动的需求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平均主1、吃大锅饭及实物配给制的计划分配体制简化了人们的利益需求，汩没了基于需求之上的差序结构，自然也就消泯了流动之源。按照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化乃是1体之两面。不过，在逻辑和时间上，社会阶层化应先于社会流动。因为有了社会阶层，才能有社会流动。”（注：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湾]3民书局1986年版，第4页。）但在城乡隔绝的2元体制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流动管道被堵塞，成为封闭性的社会。与此同时，农村公社体制则以成分均1、结构单1的社会结构特点，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试图取消社会分化与分层，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斩断了流动之源。

    需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动力，但满足农民需求的分配机制却从某种程度上扼杀了这种需要。在平均主1严重的公社内部，矛盾是10分突出的。江苏省盱眙县1956～1960年5年的收入分配结果调查表清楚地表明了这1点(如表1所示)：
    表1                                  
 全年分配劳动力                        全年产值与实分数
年     小队
度     名称    类别   人口   劳力            其  中  占分配                       实分数

                                    个数     非包工  劳动日   总产值   元    占产值    每劳力平均  每人平均
1    太平    高产    138    72     7479                       9665   6155    63.6       85.48      45.18
9    新民    1般    117    61     6509                       7521   5357    71.2       87.81      45.78
5    林山    低产    115    57     5908                       5727   4862    84.8       85.29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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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    高产    145    71    10336      1551     15     11981   7256    60.5       102.19     50.00
9    新民    1般    133    59     9485      2028    21.6     8781   6407     73        108.59     48.17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5    林山    低产    117    57     7802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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