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

【提要】本文是作者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而撰写的纪念文章。文章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是对长期以来有很大争论的《唯心观的破产》1文中毛泽东的人口思想进行的评价，认为应该从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当时的人口观点，毛泽东的主导思想是在阐述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是强调人越多越好；第2部分是阐述510年代以来，特别是“1普”之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第3部分是对510年代批判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认为不能过分夸大“批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第4部分是对广泛流传的“错批1人，多增3亿”提法的评价，认为这1提法缺乏依据。

　　毛泽东作为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这1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论断，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的生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这1时期的政策为我国70年代大规模、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1页，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有必要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561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1、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文中的人口观点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阐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充满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的1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歪曲历史的观点，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其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毛泽东当时的人口思想。毛泽东针对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政府不能解决吃饭的结果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1百7104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0，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弗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2月革命和10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巳发生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在这里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毛泽东还针对艾奇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1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1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1切事物中，人是第1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1切，1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1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1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据之1。

　　认真阅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首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是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艾奇逊宣扬的人口决定论。如前所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阐述的人口观点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在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散布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后，毛泽东（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几10年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样认识和看待人口问题吗？因为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反驳艾奇逊的观点，鼓舞人民的斗志，消除悲观论调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3，长期的人民战争和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显示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种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正确认识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有1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毛泽东能够对革命胜利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1切问题（当然包括人口问题）给予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确回答。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恢复时期，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1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1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1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1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1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1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1个大负担。”（注：周恩来：《第1个5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1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1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1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1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1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1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1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8大”上，周恩来在“关于国民经济第2个5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1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地区。

　　毛泽东在这1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想提1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1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1个部门，或者设1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1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1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8大3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1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1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3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1个5年计划时期，毛泽东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1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1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3、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后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1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1手资料，通过认真芯浚马老?955年写了1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的发言稿，准备在1届人大2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1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1届人大3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8大”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5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1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1个也不多啦？这是1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1个部门或1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1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1下，有时候减少1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1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1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1项提案，提交1届人大4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马老作检讨。7月1日，号称“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驳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1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1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注：参见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上1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1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1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1，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1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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