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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2017-09-10 03:14 毕业

 

近年来，有关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已有不少研究，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乡村政治制度改革、乡村平民教育、乡村合作社建设等各项乡村建设事业的情况叙述及其政治性质评价，研究的内容已相当全面。[1]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的，本文试图从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史的角度，考察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在中国农村改造的历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1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即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1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

 

1、乡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追求

 

以开展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最初萌芽于1904年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此后，斐以礼（Joseph  Baillie）创立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所进行的农村活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并引起了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某些团体和个人的合作，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的建设活动。[2]到1923年时，又有“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这1思想和实践也在逐渐产生，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讲义里提到合作的理想，认为合作社将在1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并提到了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以及农民与政府合作等等。[3]210年代初，晏阳初于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提出“乡村建设”这1概念，并创办了1个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民间组织，逐渐把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但是这些都属于萌芽和理想的状态，到1927年以后逐渐成为1种潮流，进入310年代后形成高潮，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等，总计达千余处，其中尤以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区为典型。[4]下面以邹平和定县为主要对象，对31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作具体考察。

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4大部分，试图寻找1条全面改造农村的道路。从当时报刊的有关记载和报告来看，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是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的改造。

力图实行农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和最明确提出的目标，虽然各实验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实质都是在追求这1目标。在乡村建设运动出现之初，王鸿1等人于1929年在河南设立了村治学院，形成所谓村治派，提出了实行乡村自治的理念。他们明确表示，成立村治学院的目的在于：“研究乡村自治及1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5]其理由则出于他们所提出的“农村立国”主张，认为: 中国以农立国已有数千年之久，人民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应该以农村为基础和重心。就政治而言，即应建设“村本政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1切权利，根本在民，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权力无由而齐，阶级无由而生，全国农村组织划1，权虽分而仍无害于统1”。还指出: 实行乡村自治的途径，“1面由学术上积极阐发教养精神，而使学者悍然于推恩尽性，服务乡村之本分；1面由政治上积极实施教养原则，痛革中国专制传统和西洋阶级传统之积弊”。[6]这种“村本政治”的理论不仅提出了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建设问题，而且涉及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乡村普遍建立了良好的民主自治制度，国家的政治才能实现民主和统1。

1930年，支持村治学院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河南的村治学院停息，原有的以梁漱溟为首的1些骨干人员移师山东，于1931年6月在邹平重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村治运动转向乡村建设运动，仍以乡村自治作为其中心任务之1。1931年，邹平县废除了原来的7区157乡镇及各区乡镇公所，改划为14乡336村，相应设立村学和乡学。1933年邹平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之后，进1步开展了以乡村自治为中心，以设立村学、乡学为途径的县政改革。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1是“自县以下之地方行政改革实验：此包括行政制度之改革，及各项行政之讲求刷新，未举办者如何次第举办等”；2是“自县以下之地方自治推行实验：此包括各级地方自治之推行，以讫县自治之完成”。[7]

邹平推行地方自治的具体办法是实行“政教合1”的自治制度，即以“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村学、乡学何以能够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在理念上，梁漱溟把它们设计为乡村自治组织的核心。他指出：“我们说到地方自治，必须注意而不可忘记地是：‘地方自治’为1个‘团体组织’，要过‘团体生活’，实行地方自治，就是实行组织团体来过团体生活。”“所谓地方自治，必须地方本身是1个团体组织，如1个村庄是1个自然形成的团体，而且是有他‘自己’的团体组织。”[8]组建村学、乡学就是组建这种具有地方自治性质的团体组织，因为它们“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9]因此，“村学乡学应处处着眼为地方自治团体之完成——原所为设立村学乡学之意，即在促成自治。是以村学之组织隐然即1村之自治组织；村学之工作（尤其是乙项社会改良运动社会建设事业的工作）实即1村之自治工作。乡学之组织隐然即1乡之自治组织；乡学之工作实即1乡之自治工作。”[10]其中的村学相当于乡级政府的乡公所，乡学相当于区级政府的区公所。

在实践上，梁漱溟把它们办成为既是乡村的文化教育组织，更是行政自治组织。是这样操作的：村学、乡学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组成。其中村学的学董由实验区县政府遴选“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数名作为人选，经村民开会同意后，再由县政府正式聘任3-5人，1年1聘；乡学的学董有两种，1种为当然学董，由县政府从本乡各村现任村理事及未设村学之各村村长中聘请资望素孚、热心公益者1-3人担任，另1种为聘任学董，其聘任程序同村学学董。村学和乡学的学董分别组成村和乡的学董会作为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村学和乡学的各项公众事务。学董会设常务学董（又称理事）1人，由学董互选产生，并报经县政府聘任，执行学董会交办的各项事务，在学董会开会时担任主席。学长由学董会推举“村中或乡中品德最高”、年龄较长者1人，报经县政府聘任。教员由学董会直接聘任，大多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和训练部的毕业生。学众包括“全村或全乡的男女老幼”，其所要遵守的规则除了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之外，还有关于参与村、乡公共事务的内容，如以团体为重；开会必到，事事都要认真地考虑；有何意见要对众说出；要尊重多数，舍己从人；要知道尊敬学长；要知道信任理事，对理事不可存挑剔反对之心。[11]可见，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是1种全员性的乡村社会组织，并要求全体学众遵守民主集中制和传统优秀伦理道德的原则；其主要领导者和办事人员不仅由民主推选产生，而且都要求德才兼备，热心于乡村建设事业；其职责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主要是办理本村、本乡的1切公共事务和上级政府交办的事务。

晏阳初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于1929年将总会机关迁往河北定县，开始对定县进行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中的1项主要任务也是乡村自治建设，特别是1933年定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之后，乡村自治建设更加受到重视。平教会将县政机构设计为3级：最基层的第1级机构为公民服务团，以此作为“培养民力、组织民力、运用民力”的“政治初步组织”；其团员包括全体人民，在全县各级行政区域逐级设立组织，以保甲为单位设立甲团、保团或称分团，各甲团中的各类专业人员再联合组成经济组、政务组、保健组、教育组，还计划设立区团和县总团；“保团长、秘书、各组正副组长，均用选举方法产生之”。第2级为乡镇建设委员会，其委员由公民投票选举“当地之有资望阅历者”担任，并以“本乡镇之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再由委员互选主席、副主席，并由县政府加委为乡镇长、副乡镇长。同时，为限制和监督乡镇建设委员会的权力，又设乡镇公民大会，作为“全村公民行使政权之组织”，拥有选举和罢免乡镇建设委员会委员；议决乡镇建设委员会的提案、预算和决算；向乡镇建设委员会提出创制案等5项权利。第3级为县政府，其组成的办法是：“设1县政委员会，于秘书长、科长等实际行政人员之外，另罗致1部分名誉职之学者专家，遇有要政兴革特请参与。”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推行乡村政治的民主自治，他们在设立示范村时就明确表示：“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实验县政建设中地方自治组织之效能。”[12]

其他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也都把乡村自治作为主要内容之1。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以组织建设“为主要的指导训练目标”之1。其目的“在使人人能自治，能合群，视公事如己事，扩大爱家爱乡之心以爱国。”[13]又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的位于无锡附近的各个民众教育实验区，同样以改善农村的政治制度为目的之1。1929年春设立的黄巷实验区，“主旨在普及民众教育，促成地方自治，……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组织乡村改进会入手，办理地方自治各种事业”。1932年设立的北夏实验区，其宗旨之1亦是：“以民众教育培起国民力量，树立自治基础。”[14]

乡村的政治自治建设，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及其所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不仅是中心内容之1，而且是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借助乡村政府的力量，但是原有的乡村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首先就要改革乡村政治。他指出：“1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另1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改良品种或组织合作，增加他们的收益，可是这种收益有限，而地方政府的剥削无穷。所以，从消极方面说，如果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乡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15]梁漱溟则认为：农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两大缺乏：1大缺乏是团体组织；1大缺乏是科学技术”。要克服这两大缺乏，就“要从团体组织入手”。这1是因为“团体组织是人的本身的事情，人是主，科学是工具。从团体组织入手，才能引进科学技术”；[16]2是因为面对国际国内的严重压迫和天灾人祸的严重摧毁，“在知识短浅而又0散单弱的农人或农家有什么办法呢？非我们使他们发生公共观念，教他们大家合起来如何解决问题不可。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力量，然后乡村才可以起死回生”。[17]而这种“团体组织”正是梁漱溟所说的乡村自治。

 

2、农村经济的企业化和市场化尝试

 

努力引导农村经济走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第2项主要内容，其主要方法是推行各种合作社。在思想认识上，乡村建设派认为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梁漱溟说：“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营技术的进步，此种进步，均从小规模进于大规模，从0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这种情形，都是竞争的结果。……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与工业同。……农业既不能走竞争吞并的路，其经营复须相当的大规模，则舍农民同意的自觉的‘合作’，殆无他途。”[18]这里，反映了梁漱溟以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企业化的用意，他把合作社作为农业经营技术的1种进步，企图通过合作社把中国传统的农家农业引上规模经营、大农业和农业工业化的道路。

在实际行动上，各乡村建设实验区都成立了多少不等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主要是信用合作社，种类比较单1，但数量最多，设置最广。生产合作社种类最多，各地根据其农业资源和出产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合作社。如邹平的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无锡各实验区成立的戽水合作社、养鱼合作社、养猪合作社、养蚕合作社、垦殖合作社；乌江实验区的灌输合作社、养鱼合作社；湖塘的植棉合作社、水利合作社、养蚕合作社等。运销合作社的种类较少，各地的种类也有所不同，如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蚕业产销合作社，乌江的棉花运销合作社，无锡北夏的鲜茧运销合作社、农村工艺品产销合作社，以及有些地区设立的生产供销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大多有程度不同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表现。

表现之1是，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利用集体的资金和力量开展生产和经营，具有1定的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在资金上，无论是哪种合作社都采用了合股的形式，并具有1定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尤以信用合作社为突出。合作社的股金，或按产缴纳，或按户缴纳，如邹平的棉花运销合作社规定，凡入社者，每30亩棉田缴纳股金1股，每超过10亩增加1股；蚕业生产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都规定，每个社员至少认购1股，最多不得超过20股，每股2元。[19]整个邹平实验区，到1936年时，所成立的合作社总共有307个，其种类构成和股金交纳状况如下表所示：

 

1936年邹平合作社种类构成状况表（股金数单位：元）

    项目

种类

社  数

社 员 人 数

股  金  数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社均

数量

比重

社均

人均

棉花运销

156

0.508

3826

0.4178

24.53

4149

0.2831

26.60

1.08

蚕业产销

21

0.068

167

0.0182

7.95

174

0.0119

8.29

1.04

林业生产

23

0.075

1115

0.1218

48.48

1279

0.0873

55.61

1.16

信用庄仓

58

0.189

2914

0.3182

50.24

5161

0.3522

88.98

1.77

信    用

48

0.156

1059*

0.1157

22.06

3807

0.2598

79.31

3.59

购    买

1

0.004

76

0.0083

76.00

84

0.0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