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主位意识与具体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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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1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案例”来检验西方某1范式是否具有普适性，其目的在于与西方学术界建立1种“对话”关系，把“中国”或“中国农村”纳入“全球化”标准谱系之中；另1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材料”来论证某1“话语”是否具有正当性，其目的在于推销（或反对）1种“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虽然他们说的也是中国农村，但是其真正的“关怀”、旨趣却在农村之外（准确而言应是“农村之上”）。1言以蔽之，这两种研究其实都不是以研究中国农村为主要目的；问题之严重性尚不仅如此，应该承认这两种研究趋向中（就现今而言）聚结了1大批研究精英，他们对中国农村研究方向的牵引作用不可小觑。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时候提出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以中国农村为主位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倡导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首先必须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或者说是进行“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这样说容易造成1些不必要的误解，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进1步说明的是，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1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它又极力反对那种表面上似乎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实则意欲与西方进行“对话”。

简单地说，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的着眼点在“中国农村”，研究的落脚点仍然是“中国农村”。

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是要研究中国农村的“真问题”。它反对将中国农村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或“形而上”）进行讨论；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农村研究“品味”不够，将它提升到“形而上”来讨论，才有“阳春白雪”之感，他们害怕人家讥笑为“下里巴人”。可是，事实却是，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农村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农村的“真问题”毫无裨益，在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中，中国农村的“真问题”实际上被遮蔽、湮没了。胡适之当年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反对宏观视野的关照，恰好相反它认为放宽中国农村研究的视野是必要的，但是，其关怀点必须（也应该）落在中国农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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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真正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多见。以农村政策研究为例，许多农村政策研究（或农村政治研究）是以“政策”为“中心”，而不是以“农村”为“主位”，它们要么为国家政策寻求“事实”根据，以证明某1政策在农村社会的合适性；要么关注1个政策在农村地区“实践”的结果（或“后果”），是否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而几乎不去关心农村政策制定、执行及其“变异”的社会基础性因素。当然，1个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自上而下的各个层级的政府基于各种利益要求（包括地方的和自身的各种利益要求）也会对“政策”本身加以“改造”，以致有“大政策”与“小政策”、“国家政策”与“土政策”之别。从“大政策”到“小政策”（或者从“国家政策”到“土政策”）的变化过程，也是有待于进1步研究的。但是，对于政策的这1变化过程的解释仅仅局限于政府（或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本身是不够的，它还有着更深的社会性背景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忽略了这个“背后”因素的作用，单从“政府”（或“官僚”）本身寻找原因，很快就会落入“‘政府’（或‘官僚’）也是‘经济人’”的解释“陷阱”之中，而对于1个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缺乏应有的理论思考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思考能力的贫乏，使中国农村政治的1些研究极容易患上意识形态化的毛病；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思考能力的贫乏，使某些农村政策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酿成了历次的政策之祸。

贺雪峰等人主张“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相关研究参见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第4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与之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同1个国家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不同“实践”的社会原因，其核心内容依然是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农村，或者中国农村“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这1研究的落脚点是中国农村社会本身（的性质），而不是所谓的“农村政策”；“农村政策”只是他们研究中国农村的1个切入点、1个独到视角而已；“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实践以及实践的不同后果，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同性质。这是1个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

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研究中，还活跃着1大批热情的“乡村建设”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带着某种先在的“理念”、“知识”或“技术”来改造“落后”的乡村。显然，在他们眼里，中国农村是应予改造的“客体”；中国农村问题之解决，被简化为是否愿意引进“先进的”技术或制度。于是，各种形式的“文化下乡”、“送法下乡”、“民主下乡”或“制度下乡”纷至沓来，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类似的“下乡”活动就持续不断。最后，“乡”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乡”，“乡”似乎又依然是原来的那个“乡”！“乡下”是踩在脚下的，始终难以抬起头来。说到底，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没有建立自觉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根本没有把中国农村当作“主位”来研究。与其说他们是研究者，毋宁说他们是“建设者”。不过，这些“建设者”的旨趣并非完全相同，有的是要为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有的是为了保持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的以国家建设为己任，有的以发展民主为使命；有的“布道”，有的“注经”；有国家行为，也有民间活动……他们怀抱着各种理想、信念、道德主义情怀进入中国农村，是“拯救”中国农村吗？

由此看来，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任重而道远。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在1定意义上才刚刚开始，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以1种“文化自觉”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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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以中国农村为主位进行研究呢？这又是1个需要大家很好讨论的问题。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必须落实到1些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来。就目前而言，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似乎要注意以下3个面向的田野工作：

第1个研究面向是关于农村事件的研究。这个面向的研究，比较容易展开。通过对1个农村事件的描述、分析，就会给人1种生动的场景画面。在这个面向的研究中，有村庄选举事件的研究，有关于农民上访的研究，有关于农民纠纷的研究，有关于农村政策实践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运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在这类研究中，往往过多地展现农村精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精英）的身影，而普通的农民群众大多被描画为无知的、无力的或无能的“小农”。这是否就是中国农民的形象呢？

第2个研究面向是关于农民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个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当前做得很不够。人类学的1些研究为我们开了1个好头。中国农村研究，可以直接汲取人类学研究的现有资源，把它自觉地应用到我们的农村研究中来，尽快充实这个面向的研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类学者是把中国农村视为1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马林诺斯基在给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有1句代表性的话，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在他眼中，显然是把“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与非洲或澳洲的某些土著人、部落等量齐观了。虽然，关于中国农村的许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某个村庄，然而它的“关怀”却是宏大的，试图丰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认识。这些人类学研究，也不是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尽管如此，人类学精制的社区研究方法、技术乃至理论框架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我想应该是这种日常的农村。如果说事件中的农村，是1种异态甚至说是1种病态的农村的话，这种日常的农村就是1种常态的农村。研究异态的农村固然重要，研究常态的农村似乎更加重要。显然，农村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常态的中国农村实际，而不是异态的中国农村状况。对于日常的农村研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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