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下的农村研究虽然成为1门“显学”，但尚未获得深厚的学理支撑。重要原因是方法论的限度。当下农村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经验性研究，但也存在相当的局限：1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2是只见“树叶”，不见“树林”；3是只见“描述”，不见“解释”；4是只见“传统”，不见“走向”。为此需要超越经验，转换视角，特别是引入国家的视角。因为当下的农村社会已不是自然天成，离开了国家建构，就无法准确把握当下的农村，也无法作出学理性解释。

关键词　中国农村农村　方法论　反省

理论创新取决于方法创新。当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正在成为1门众人追逐的“显学”。但这1“显学”在相当程度只是因为农村问题成为“热点”而造成，还远未成为有深厚学理支撑的“显学”。从整体上看，农村研究的学理水平还相当低，与其显赫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其重要原因之1就是方法论的限度。而要超越这种限度，需要过过往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1、方法论问题的发生

当下的农村研究，乡村治理成为最为热门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也1直充满着争议。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在乡镇以下成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对这1新的体制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极端者将其视为“理论怪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专政”和延续。①进入21世纪以后，乡镇改革成为自村民自治之后又1次乡村治理体制改革，也出现了更多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人们或从不同立场，或根据特有经验，提出自己的思路和看法。有的主张对现有体制框架不作大的变动；有的主张“乡派镇治”；有的主张将村民自治加以延伸，实行乡镇自治。而在不同乡镇体制改革主张背后的是两个基本问题：国家与农民。有的因农民负担沉重而主张弱化国家权力，给乡土社会以更多的自治空间；有的则因为农民分散而主张进1步强化国家权力，不仅不能撤消乡镇政府，而且要加强其能力。②　这些不同的主张和争论基本上都出自于经验层面和政策主张，而缺乏进1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在基本的立论依据方面缺乏基本的1致性。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但国家与农民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回答乡村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问题，就必须追问：是什么国家，什么农民？国家与农民是2元分离，还是相互渗透的？如果这1基本依据无法统1的话，人们就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和认识提出主张，很难达成学术共识，也很难获得知识的增长。　

如果我们进1步追问，为什么在中国乡村治理问题上会出现尖锐对立的主张，特别是不同观点之间只是自说自话，各执1端，无法通过平和持续的学术讨论达成共识，获得知识的增长？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中国农村研究的“门槛”太低，谁都可以发表1番议论，谁也不必为自己的议论而作出充分的学理性论证。这种状况必然将使中国农村研究陷入到1个“低水平重复”的陷阱之中。

反思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不能不回顾中国农村研究的历程与方法。中国农村的历史10分漫长，而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却相当短暂。将中国农村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始于1930年代。但这1研究刚开始就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而中断。在1930年代以后的长达40年间，出现了所谓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奇观”。这种现象1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改变。1980年代，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意味着对过去坚信不疑的体制与意识的反思，意味着变革传统体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由此呼唤着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创新。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1批刚刚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将注意力投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农村，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农村调查和研究。①但是，当时的研究主要还是为正在改革的农村提供政策依据和主张，还未将中国农村研究作为1门严格的社会科学对待，也未能形成明确的研究方法指向。只是知道我在做调查，但并不明确我为什么做调查，怎样做调查？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改革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包括1980年代初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将研究的重心投入到中央层面的改革，主要以宏观国家为对象的研究。这种状况1直延续相当1段时间。

与此同时，也有1些学者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将研究的重心移向国家之下的社会基层层面。本人1991年专门撰写了1篇文章，题目就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文章预示：“1种学术新趋向正在90年代的中国悄然生成，这就是学术研究思维视野的重心下沉，由80年代关注国家大势的宏观层面转向广阔实在的社会基层面。”②在这1过程中，农村再次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不仅进行1些农村实地调查，并开始形成1种学术自觉意识。③本人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书，试图从社会底层的角度解释中国为什么国家上层多变而社会停滞的“历史之谜”。提出将政治体系1分为2：上层国家和基层社会。④之后，本人及所在学术团队将农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实地调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

由于长期与国际社会科学界的隔绝，使中国农村研究缺乏学理和方法论方面的支撑。包括我们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也只知道要做实地调查，要重视社会基层，但不知道为什么？改变这1状况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发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国策。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的取得，导致经济社会的空间活跃。与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同时，学术自主性也迅速增长。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将“国家与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引入中国社会科学界。这1框架不仅为中国农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依据，⑤更重要的是将众多学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关怀由国家引向社会。

随着经济发展，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的社会学开始兴盛。社会学本身的使命就是关注社会，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但农村社会和社会调查长期未进入社会学的视野。这1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被打破。其代表者是张乐天和曹锦清。前者以浙江省北部的1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兴起及其在这1制度下的农村社会。⑥后者则以作者在河南农村亲身调查的情况和认识，描述了黄河两岸农村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据作者与本人交谈，当时要正式出版这样描述农村社会实际状况的书还有相当大的风险。特别是曹锦清的调查有很强的学术自觉。他在《黄河边的中国――1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1书中开宗明义地认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1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1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外看’与‘从上往下看’；第2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而作者本身，就“有1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代化过程。”①　　

曹锦清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农村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可以说也比较系统地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农村研究的走向，这就是从书本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经验，从国家走向基层。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实地调查、个案调查蔚为风气，产生了1大批以实地调查经验为基础的农村研究成果。作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因以农村实地调查见长，而在众多的农村机构中脱颖而出，于2000年被确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②　　　　

2、经验研究的方法论限度

但是，当社会成为主要研究视角，实地经验研究成为1种主要研究方法之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研究的局限性，不能不看到这1研究对提升现有农村研究水平的限制。

其1，只见“社会”，不见“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于将农村研究纳入学界的视野，推动农村社会研究起到了10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1分析框架的重心是“发现社会”，即发现长期为国家所遮蔽的社会，寻求社会的自主性，其目的是发现或建构1个新兴的“市民社会”。因此，尽管都关注社会，但学者之间的“立场”（引用曹锦清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差别。以邓正来代表的理论学派，更偏重的是未来指向，着眼于新兴市民社会（或者说是“公民社会”的成长，尽管在中国尚没有成为1种普遍性事实）；而以曹锦清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更偏重的是传统指向，即强调传统的决定性意义，更关注的是“农民社会”。

应该说，以上两种取向在学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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