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

  农村研究正在逐渐成为1门显学，其直接契机是，大批学者在910年代开始的村委会选举与村民自治过程中，有机会深入农村，参与观察，从事调查。不过，如果我们放大视野，便可发现，目前之所以有不同学科的大批学者依然钟情于民间田野工作，其动机是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其后过则会因应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1、为什么要提社会科学本土化

    按照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社会组织与文化机制都是人适应环境的成果，它们对人的现在与未来适应具有工具性的功能。由此推论，就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论的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在地理论”，它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对此，中国的学者其实早已认识。1937年，人类学家布朗（R. Brown）在燕京大学演讲时说道，社会学调查只是依据某1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1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事后不久，费孝通对之提出批评，认为布朗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造成障碍。可惜的是，费孝通（当然包括吴文藻等）所追求的学术道路后来并没有得以延伸。而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科学界急于“迎头赶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根本无暇也无心于“从根做起”。这1情势，1直贯穿于1980年代。进入19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

    早在1982年，海峡对岸的台湾学者杨国枢与文崇1主编了1本名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书，该书算是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土化）运动的启蒙书籍。1993年，由杨国枢主编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期刊正式发行，该刊明确提出：“本刊的创立宗旨是结合各个华人社会的心理学者、人类学者及社会学者，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研究者，共同提倡与推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运动，以达成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最终目的。”杨国枢自己也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他还给有志于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同仁提出了具体的努力目标，即，探索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适当方向及课题；建构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用概念及理论；设计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效策略及方法；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展示其在中华心理学发展史中的意义，并彰显其在世界心理学发展史中的角色。

    如果说台湾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多少与1987年台湾社会解严后本土意识升扬的背景有关的话，那么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如主张法学本土化研究的朱苏力所言，“这1目标的提出，在我理解是与中国学术从‘热”走向成熟的1个标志，它反映了1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1般地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1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

    2、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

    中国学者作引进、评述或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工作，这当然不可缺少，但它并不表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感召下，有人开始关注并分析本土的资料，但其所拥有的依然是“西方”的视野，其所问的问题依然是西方学术界所建构的问题意识，这依然谈不上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更进1步，也有人敢于挑战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他们推崇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并试图找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能作出恰当解释的中国社会现象，从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某些批评或作局部观点的修正。这种做法，算不算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努力？依然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独特的“中国经验”之所以能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野，实在是由于他们还是以“西方”的视野“发现”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至于这些独特的“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里如何获得“同情”的理解，依然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上述情况无不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事实上存在着西方的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消解了中国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凸现了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位意识，而不是仅仅把精力花在寻找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然后将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上。值得1提的是，强调“中国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与1般所谓的“中国特有”论无关，更不等于提倡建立自我封闭式的社会、文化概念体系。事实上，“社会科学本土化”这1提法本身，已明确表明其所指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如何落实于本土，如果它是与西方社会科学无涉的知识，自然也就谈不上“本土化”问题。中国与西方的经验的差异，是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的差异而导致的，中国固然有其特异的经验，但“经验”毕竟不同于“知识”，由“经验”发展为“知识”，必须经过“理性的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因此，“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便不得不借鉴已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例如提倡本土心理学研究出力甚巨的杨国枢教授虽然反对西方心理学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和制作的测量工具，但他只能修订理论、变项和测量工具，而不能抛弃理论、变项和测量工具而去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

    所以，“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含义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树立起中国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分析概念，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发展出对中国人的行为及中国社会的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

    3、如何树立“中国问题”意识

    本土心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杨国枢教授屡屡强调1种“具有足够本土契合性的研究”，他具体地指出了促成本土契合性的5项主要因素，即以往思想传统的承接，默会之知的运用，同理心与同情心的发挥，本土研究文献的检讨，探索性实证研究的从事。但是，本土心理学研究的这些自许却遭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同仁的不满。据说这是1988年创刊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同仁们之所以走到1起的原因之1。他们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这群关心台湾社会发展及其未来的青年社会研究工作者，认为台湾社会研究必须涉入地立足在孕育着无限生机的广大民间社会，具有自我批判意识地割舍1切类似‘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之类不具特殊而具体之问题意识的形式主义命题，站在关怀台湾未来命运之前瞻的、以台湾之特殊而具体的问题意识为主体之自主的、以彻底挖掘问题根本并追求解决与改变之基进的立场，自台湾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历史－结构的角度，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问‘我们是甚么’这个有着伦理实际意涵的问题。”  可以说，他们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同仁的不满在于认为后者不可能真正实现“本土契合性”，只有把学术自主性和对社会的责任关联起来，深入广大民间社会，才能把握到“特殊而具体的问题意识”。学术自主性的获得不是通过在封闭的书斋里的反思，而是在田野调查中“中国问题”意识的确立。

    我们在进行农村调查时，深感中国农村差别之巨大，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影响的不均衡性。作为1个本土田野工作者在进入本土社会的具体场景时，固然可以免去在研究异文化时发生的“文化震撼”和“种族中心”的问题，但也会出现“识盲”的现象，即以自己所熟悉的、相似的解码系统去识读研究对象的信息，使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失去区别、判断、选择的功能，造成对本土社会的疏离。为此，我们强调对事件过程和背景的深入体察，不仅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以保证理解的完整性，并防止以既有的理论解释代替对问题的思考。正是把问题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以既有理论解释问题时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1步深入的希望。例如我们从村委会选举时村民既不满在任村干部但又无奈地投票让之续任的现象中提出“半熟人社会”的概念；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异地化生活而导致农村社会道德行为的虚伪化现象中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概念，等等。我们试图通过这些点滴的努力，避开既有理论对我们思考的强制，直面具体事件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建立起源自对具体问题具有解释力的中观理论，最终建构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

    4、农村研究的地位

    从本质上讲，中国是1个农民国家，其1，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其2，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和最终问题是解决以农民问题为代表的“3农”问题。农村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农村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极端独特性。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经验可以为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提供有用的借鉴。尤其是在全球化日渐成形，中国被世界边缘化的危险性和中国农村被城市边缘化的必然性的双重作用下面，9亿农民中的5亿农村劳动力如何就业，人均不足2亩的土地如何可以为农民提供过得稍微体面1点的生活，城市如何容纳得下亿万农民的迁入，等等，都是没有国际先例的。

    必须理解当前的农村和生活在其中的农民。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1种如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焦虑，到农村去走，去听，去看，去访问，去试验。不是将中国的农村作为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材料，而是如何从西方已有的1些研究中借鉴1些东西来帮助理解中国农村，试图以之来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有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焦虑，有了将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就必然会有将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属定于中国自己问题的自觉，也就有了发展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为了追求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同，而是期待以之来回答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问题是完整的，而西方社会科学只是它山之石，是1些0碎的对于启发和解决中国问题，对于形成中国本土社会科学有益的借鉴。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主要目的为了借鉴，而不是为了获得西方社会科学的承认。

    因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端重要、独特且紧迫的农村问题，需要有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来介入和回答，而使中国农村研究者多了1份解决实际、联系现状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要求确立中国主位和中国农村主位的研究意识，将学术研究的脉膊紧紧贴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之上，从中国本身来提出问题，形成理论，并为解决问题提供可以讨论的学术平台。中国很大，现在也容得下1些优雅的书斋学者，他们尽可以去做与西方学术对话的工作。他们在与西方学术对话的过程中，又可以将西方社会科学这个它山之石译介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中国现在尤其需要与自己脉膊共同跳动的学者来研究自己的问题。

    中国农村研究因其紧迫性、独特性以及极端重要性，为大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进入田野，思考自己的问题，提出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动力。这些研究者调研的副产品，也就是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的建立。哲学是时代的精英，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时代基础。

    打开中国农村社会大门的钥匙就在乡村的田野上，不过它因被弃多时早已锈迹斑驳，它需要我们用力去擦亮。

    参考文献：

    方沂：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2101世纪》。

    贺雪峰：大理论与中观理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