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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2017-09-09 06:20 毕业

    近10余年以来，人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 [1]，而且就若干重大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1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1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1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4分之1：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2]1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4分之1》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1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 [3]。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1点）发表之后，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1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即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1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1个“神话” [4]？
由此，1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1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1时期的低速成长呢 [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1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4分之1》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 [6]。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1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1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 [7]。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1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1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1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2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 [8]。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1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 [9]。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1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1步的探讨）。其次还有1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4物汤、9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 [10]。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1位当事人讲，她1次因偶然带了1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4、5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1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1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1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等等 [11]。我相信，在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1类传统的办法1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1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1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1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1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1，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1点，就是从这样1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1种“密切的关系” [12]？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1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1，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1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1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1个 [13]。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1地区就1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1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1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 [14]。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1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0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 [15]。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1，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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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 [16]，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1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1些。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1生只生5、6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作20世纪40年代每1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 [17]。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 [18]；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 [19]。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1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1生只生5、6个孩子。这已经是1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1个精确的模型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1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2、310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1人，娶妇生子，以“生3计之”（即1变为5矣），“子各娶妇即有8人”，将复生孙9人（即8变107矣）；故云户口“视310年以前，增5倍焉；视610年以前，增10倍焉” [20]，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 [21]；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了 [22]？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 [23]？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论证”，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1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1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 [24]。
这1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 [25]。而作为对立1派的曹树基在这1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1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 [26]。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1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2者之中有1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1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 [27]；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 [28]，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低增长”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1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以丁折口”，就成为1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以后，笔者曾经使用“回测”（或曰“倒推”）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 [29]。
为什么不使用“预测”而采用“回测”？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1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1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1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1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说法之1。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1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1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7年到5109年；不取乾隆6年第1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或更高1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510年间）。于是，以此“回测”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1亿人左右。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上有没有过“先例”？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1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1百310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可见并没有什么希奇 [30]。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等同看待”？这有1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1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增长？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3．关于人口作用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的梦魇 [31]。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 [32]。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 [33]。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1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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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1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1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1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 [34]，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1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1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1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 [35]。清人自18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1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1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1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 [36]。其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 [37]。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1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1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1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 [38]。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39]？而在那1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1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1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40]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解释1切），并认为其作用1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1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2者之间有着1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 [41]。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1方面养育了10几亿的人口，另1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5常在《佃农》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 [42]。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1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1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1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 [43]。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仁的善意批评。如1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1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盛世”派1味夸饰的作法；可能也不赞成108世纪的史只是1个“反贪污史”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们对清史）写得“还不够好”。
另1个问题是关于“革命”的，我曾在1篇文章里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210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1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1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1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210世纪面临的国家的“3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44]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1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1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1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1方面，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1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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