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研究要问为什么

前几日，申端锋讲起最近读书的1个印象，是国内学界的研究“准确而不深刻”，所谓准确，就是较为准确地陈述了事实，所谓不深刻，就是缺少对所陈述事实来由的说明。没有对事实来由的说明，就不能说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恰恰当前学界及社会各方面，都有自己的预设价值，因此将“准确”陈述的事实本身陈设为1个价值判断，并因此可能误导解决问题办法的选择。申端锋的结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前提性问题上提问。

        申端锋的结论，正是我1直以来的想法。我做了若干年的农村调查，感觉到当前国内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不问为什么的弊病，其后果是严重损害了农村研究的深刻性和客观性，不能为真正解决农村问题提供有用的对策，且会以道德话语来替代严谨的讨论。以下试举数例来说明之。 

        有1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村承包责任制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说明农户作为1个基本经营单位具有很高的效率。这是1个准确而且正确的陈述。问题是，这个陈述往往会变成1个进1步的推论：如果没有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中国会早在1960年代就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或者说，如果在1960年代初允许“3自1包”，中国的农村问题早就解决了，农业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就不会走后来的弯路。看到农户作为1个基本经营单位，较生产队更有内在积极性，是不错的。但若以为在1960年代初稿承包制就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却可能大错。1方面，人民公社制度本身要从农村提取剩余，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农业来完成原始积累，没有他法可想。另1方面，正是人民公社体制，为农民提供了合作起来改变命运的组织机制。刚建国时，中国可灌溉耕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8%，经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化建设，到人民公社后期，可灌溉耕地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45%以上。短短20多年，在农田灌溉上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数千年的积累，原因正是人民公社具有传统的1家1户小农所不具有的组织优势。研究农村问题的人都知道，耕地的可灌溉与否，是决定耕地产量的根本因素，当前中国45%的可灌溉耕地生产了全国70%的粮食。1家1户的小农经营，虽然可以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却无力改变农业生产的条件。之所以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发挥作用，并1举改变了数千年农民不得温饱的问题，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不经过人民公社，而是延续数千年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小农经营，中国农民如何可能在人口增加1倍多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小农经营的积极性来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小农1直有着足够的积极性，为何中国历史上1直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且在诸农业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1直是过剩的要素，依据经济学的常识，过剩要素的增加，并不改变产出，即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积极性并不成为决定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决定农业产出的，恰恰是农田水利、化肥、种籽等技术性投入，而这些技术性投入，大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成果。显然，在1960年代初即搞土地承包，并不能立即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或不经过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分田到户，也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就。有统计显示，新中国以改革开放为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结果，改革开放前，粮食年增长率达到4%以上，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年增长率还不到3%。这个统计数据很可以说明1些问题。

        与以上问题1脉相承的是，有人参加过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劳动，证明说人民公社时期“磨洋工”确为普遍现象，因此认为还是分田到户好。我个人也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制是好的，且当前农村政策的1个基本点就是应该坚持承包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民公社存在磨洋工，而得出结论说人民公社本身错了，因为人民公社“磨洋工”的1个原因，就是自明代晚期以来1存在的人地矛盾，即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现了无事可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甚至更加严重。在农村调查，常听农民讲1年只有3个月时间做农活，其他时间无事可干。与人民公社时期磨洋工的表相相反的事实是，我在农村调查时，1个农民对我说，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多么老实啊：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的，正是那个时代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农民，在缺少机械化作业的条件下，用双手双脚，用肩膀，修起了巨大的水利工程，改造了农田，并为农业的高产提供了仅仅依靠单家独户小农所不可能改变的基本条件。 

        当前国内学界有1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减少乃至消灾农民，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进城。这种观点进而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途径就是要尽快，打掉农业进城的1切体制性障碍，鼓励农民进城，从而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因此，这种观点将农民问题的解决看作“非不能，而不为”，将所有矛头指向户籍制度和所谓“农民国民待遇问题”。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误会了农民不能进城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当前农民不能从农村转移进行城市，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体制性障碍，而是根本就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的空间。中国是有9亿农民的大国，今天中国国民经济中，外贸已占国内产值的75%，而外贸出口产值的绝大多数是由约1亿农民工来完成的。高度的外贸依存，不仅表明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而且标明中国进1步发展外贸的空间不大，希望以世界工厂来实现中国农民非农就业的空间已很狭小。因为相对于1亿农民工来说，中国还有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城市下岗工人也越来越多。当城市就业机会不能快速增加时，鼓励农民进城，实际上是在制造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和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大大有利于资本雇佣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且进1步使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就是说，构成当前农民不能转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低水平的加工制造业结构，不能创造较多的工资、利润和税收余额，从而为第3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第2、3产业因此不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从而不能为那些需要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即使不存在任何体制性障碍，农村劳动力也不可能很快就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也就不可能城市化。有人认为，在5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可以有80%住在城市。中国50年后是1个有着15亿多人口的大国，即有12多亿人口住在城市，这个城市人口的数量，比目前西方7国集团总人口达多出近1倍！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将消耗多少不可再生资源？需要有多大的经济规模总量？还有人认为，美国的今天即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在未来某1天以美国人生活方式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今日美国人均消耗能源的水平计，中国达到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年消耗能源的量将是当前世界年消耗能源量的两倍！这样的目标，实在是没有任何现实性。

        与城市化的乐观预期相1致，很多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将更有效率，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通过卖掉土地进城，这样就1举两得：卖掉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安居乐业，买土地的农民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但如果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又因为卖掉土地而失去了以前的土地保障，谁有办法来解决数以亿计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将对中国现代化构成何种压力？ 

        还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并非为了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土地归农民私有，农民就可以防止政府的随意侵占，就可以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好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只能让多少农民和什么农民获得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而土地私有化却可能让多少农民和什么农民受到损害！

        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以上“准确而不深刻”的农村研究的例子。这类农村研究，往往因其正确而且准确，而显得理直气壮，而充满道德勇气。问题是，如何不问为什么，仅仅就事论事，虽然展示出来的事实是真的，诊断的原因是对的，却不能说明准确任何问题，这种真实而不深刻的问题，仅仅是误导了农村的政策，因为这些被呈现出来的真实，本身含有解决的预期，何况很多学者事实上就已经从那些“而不深刻”的事实中得出了政策结论。今天具有强烈道德勇气的“勇士”已经很多了，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准确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有了充足的历史与现实的资料，经历过某些历史与现实的片断，而不屑于与人讨论，而以为真理就像兔头上的虱子。这些“勇士”没有怀有对历史与现实的那种本该具有的敬畏。即使准确而真实的事实是真理，问题是真理往前多走1步就成为谬误，我们可爱的勇士们，在巨大的道德勇气下面，会多走多少步呢？

        农村研究要放下道德勇气，要问为什么，要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要将具体问题置于其深厚而复杂的背景之中。唯如此，农村研究才不会由就事论事到道德化再到情绪化，农村研究才对得起学者应有的深刻，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也才可以找到虽然不是立即起作用从长远来看却相对有效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