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2017-09-10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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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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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1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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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1线以南,东临渤海,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3省的1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广大小城市、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对国家政治自然鲜有兴趣,“兵匪1家”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1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隅之地,如河北涿县之3坡区、房川县之龙门台9区等地,农民们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直到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是“民国”。自然,“他们不知有祖国,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唯1的公共活动,是防备“外路人进来[1]”，所表现的仅是1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与故土依恋之情。就是在现代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连年军阀混战,兵燹匪患,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同样还是那身家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2]。但是,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1空,5台县仅1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6、7千头”。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5台、盂县2县县长外,均逃散1空[3]。会党蜂起,自古“兵匪1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8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1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8路军的言行,1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1家”的传统认识。以致8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1齐参加8路军[5]”,8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8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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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婴:《平西根据地的环境》(1940年6月25日),《8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6期。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8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魏宏运:《总论编》)。
[4] 林朗、王韬:《在抗战中的冀中抗战堡垒》,《群众》第8卷第22期。
[5] 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1940年2月28日),《解放》第115期
如果说8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唤醒民众的第1个胜利,那么,在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1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这对改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因此,开入敌后的8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地方政权,筹备成立统1的边区政府。1938年1月,中共领导的第1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接着,各村直接选举了村长,任命了区、县长。1939年2月以后,区、村建立了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县建立了县政会议。1940年,中共边区党委又决定根据“33制”原则,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参议会,并以竞选、普选、直选的方式,选举村、区、县、边区各级民意代表。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这1工作因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但边区第1届参议会还是于1943年1月召开,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立起来了。
与旧政府的专制、腐败、低效相反,边区政府具有民主、高效、廉洁3大特点。边区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民意代表、政府官吏的产生,是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选举前,“发动老百姓去讨论,然后提出候选名单,举行竞选,宣传并让竞选人发表政见,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时也“不是什么‘推选’,而是要秘密的票选方式”,以使农民“选出自己要选的人[1]”;民意机关从议事机关发展为权力机关,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大民权,成为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政府取消高官厚禄的薪俸制,代之以最低限度的生活津贴,并坚决而严厉地惩处贪污行为,这使村级财政整理之后,“经费支出较前减少了60—70%[2]”,“政府的公费减少到最低限度[3]”。随着简政工作的不断深入,不必要的机构裁汰,庸肿的机关缩小,仅冀中、北岳两区,1941年冬季就“裁减人员先后达4万[4]”。通过简政,边区政府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工作人员的雇佣思想,任上的干部,因有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1武器,便能养成吃苦耐劳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个个精明强干,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人民办事方便快捷。如此鲜活的人民政治,在边区农村社区实在是开天辟地头1回,农民们第1次行使选举领导的权利,第1次看到“清官”与公仆的区别,第1次能监督自己的领导,也第1次认识到有自己的政府,从而大大缩短农民们与边区政府的距离。因此,往日对国事、政府持冷漠态度的农民们,今天却踊跃地投入了干部的选举与政府的事务;往昔聊无生气的农村,现在却处于高昂的政治热潮之中。边区农村社区之内,不仅农村男子参选率高达83.9%,就是那千年加受夫权压抑的农村妇女参选率也高达80%以上[5];干部与群众相互批评、相互学习,农民群众出入于边区各级政府,自己的要求及意见在各级政府的会议上得到反映,同时,对政府的困难“也都愉快的在想办法[6]”。在这里,农民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终于逐步上升到为民族、国家而战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义20余年,已陷入失望,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竟会实行起来”,“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7]”。可以说,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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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尚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1944年7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19页。
[2] 徐大本:《冀中1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3] 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1940年2月28日),《解放》第115期。
[4]《记晋察冀边区第1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5] 徐大本:《冀中1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总论编》,第166—167页。
[6] 徐大本:《冀中1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7]《记晋察冀边区第1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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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8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唯1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正是这样1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
要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农民充分而严密地组织起来,适应整个敌后农村残酷而艰苦的抗日军事斗争,这必定要改变农村社区的组织状况。8路军共产党初来乍到时,用“1盘散沙”来概括晋察边区农村的组织状况是确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边区广大农民生活散漫,区内组织松散,相互联系很少。这种状况在那多是山岳地带的晋察冀3省交界的北岳地区,因其交通与地理的阻隔,农民与农民、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少而显得尤为突出。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自民国以来,“军阀内战,此起彼伏,社会变动无常,没有1个中心统治力量[1]”,“青红帮及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很活跃”,每当战争发生,“乡下即形成无政府状态,散兵游勇到处抢掠,土匪流氓趁火打劫[2]”。抗战初起,国民党军队南撤之后,“土匪、杂牌军、联庄会、会党峰起,‘司令遍天下,指挥赛牛毛’”。他们自立关卡,滥行征税,巧立名目,随意捐派,甚至押人罚款,掠人勒索,“1切都在无秩序、破坏和崩溃”之中[3]。整个农村人心惶惶,1片混乱。这样无序的社会与焕散的民众,要在敌后组织对日军的有效抵抗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8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4],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首先,在深入敌后之初,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并使之与8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组成统1的抗日武装,恢复稳定农村秩序,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
其次,在农村地方政权建立之后,普遍成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军区制度。军区之内,农民抗日武装分为地方正规军、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3部分。其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吸收了边区农民中17—40岁年龄段的主要部分。他们又根据年龄分为3个层次;17岁到23岁为青年抗日先锋队,20岁到35岁的为基干自卫队,35岁到40岁的为警备自卫队[5]。这种普遍武装农民民众的形式,30年代初期就曾在苏区内实行过,并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被称为民兵制度。它与农救会、妇救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结合,通过逐级的升编过程,很好地解决了边区敌后抗战中难以解决的野战部队和正规军的经常补充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民众的组织化、武装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军事化与全民总动员,有效地支持了艰苦的对敌抗战。
其3,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那时称“互助团”、“帮耕团”。1939年之后,天灾敌祸纷至沓来,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在边区农村社区之内,大家共同面临的是“自救”、“共存”的问题,于是,农村1些民间传统的“换工”、“拨工”互助形式兴盛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口号,要求“1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6]”。此后,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发展,“变工队”、“拨工队”及各种“突击队”普遍组织起来,而在修渠、开荒、修滩、捕蝗、抗旱等生产活动中,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据灵丘县98个村庄统计,1944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58.1%[7],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94%、女劳力的90%以上已参加拨工互助,并建立了“4套合1”(拨工组、合作社、抗联、抗勤小组)的拨工队,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8]。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也进1步推动了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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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8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冀中5年来财政
工作总结》(1943年4月25日),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78页。
[4]《记晋察冀边区第1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5] 杨尚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1944年7月),见魏宏运:《总论编》,第124页。
[6]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2页。
[7] 魏宏运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8]《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4页。
其4,通过家庭会议和户生产计划工作,把对农民的组织深入到家庭内部。1945年,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把毛泽东提出的“耕3余1[1]”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奋斗方向。为保证这1奋斗目标的实现,对农民的生产劳动要有更为严密的组织与具体的要求,于是组织农民家庭会议和制定户生产计划,便应运而生。这是个既具体又复杂的组织工作。干部们奔走于农民家庭不说,各村的劳模也成了作计划的“把式”。他们为了能开好家庭会议和订出户计划,必须先了解这个“家庭内幕”,弄清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了解家庭成员的“互助关系、每个人的政治觉悟、生产情绪、威信和家庭地位[2]”,其工作之深入细致,可想而知。然而,边区农村社区内的家庭会议与户计划,却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1般地区的户计划与家庭会议做得是踏实的”,生产计划到户“已成1般现象[3]”。盂县劳模崔维印带领全村96户全部作了计划[4]。经过上述组织方式,边区农民可以说是空前地甚至是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了。农民从家庭到社区,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动员到参战支前,包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等1切行动,都在严密的组织和计划之下进行。这使对日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当地党和各种
群众团体与组织的配合下,都“能放到战斗上去[5]”。它不仅保证了兵员的补充,军需的供给,同时还将社区内各阶层人员都纳入了边区大家庭中。各种团体与组织可以展开竞赛、互助互勉。头发苍白的老人“成了修滩模范”;妇女垦荒、修滩、种树、挑粪、挖土、认字,“不落男子后”;开荒修滩青年“打先锋”;儿童“更为出色”,站岗、放哨、搞巡查。在黎城县东湖村,拨工队组织集体劳动, 第1次打钟起身,第2次打钟儿童团出动巡查。如果不起来的,小伙子们便将裤子收去,“没有1个不积极”,就是烟鬼、懒汉、懒婆也变了样[6]。通过家庭会议的组织和户计划工作,1些家庭“不团结的和睦了,分家的不分了,离婚的不离了[7]”。
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1巨大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无组织状态,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了“全面化、全民化”的特点[8],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可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这种农村社区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迅速打败国民党,也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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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3余1”,源出《礼记》:“3年耕,必有1年之食”,此处指边区农民1年生产能有4个月余粮。
[2] 《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617页。
[3] 《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4] 《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9页。
[5] 《记晋察冀边区第1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6] 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1944年4月25日),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86—587页。
[7]《1945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8]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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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多是交通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并长期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日伪军先是“着重强盗式的掠夺、抢劫”,后则“变成惨无人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3光政策’,所到之处,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鸡犬不宁,草木俱毁……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日伪过后,“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遍地房塌室坍,废墟瓦砾[1]”。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边区农村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经济受到摧毁性破坏。于是,农村社区之内,1方面,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因敌人的破坏更加奇缺,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另1方面,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抗日家属自然要由社区内共同来加以照顾与帮助。而村社之内,支前生产不说,就是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收割电线、袭击敌人,样样工作都非1家1户所能单独承担。因此,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便成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
首先,人民政府、共产党为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作出表率。政府的费用、税收,“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财政上,“尽量缩减开支,反对浪费”,充分照顾人民生活,使群众的“负担减至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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