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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还原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历史学家真心或者假意地提出的一项历史书写原则，但事实上所有历史书写却逃不脱想象与虚构的指责。相比之下，文学家对于历史的讲述似乎要坦诚得多，因为即使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中，想象与虚构都不曾受到无端的贬抑。但自从文革结束后，以文学方式提供历史真实图景的说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那些有心打破意识形态遮蔽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新锐作家们，更充满打捞人性真实图景的冲动。在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中，父亲参加红军的动机竟是因为一块嚼不动的生猪肉伤害了他的自尊，结果以这个可感的生命个体对抗革命神圣化的模式，将英雄主义还原为对人性真实的建构。在北村的《长征》中，陶将军之所以从一个盐商家的长工投身土匪，再由土匪被收编为白军，最后又从白军连长位置上投诚红军，却全然因为自己的女人与地主偷情的缘故，而原来被推举到神坛上的长征，这时则被陶将军从地主手中抢回的老婆羞辱了一番，因为她那件保存到死的长征中穿过的棉袄里，竟夹着地主当年送给她的照片。
难道如此人性化细节就是原生态的历史真相吗？
不可否认，原生态历史的确曾经存在过的，但却从来都在人们来不及把握与分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与诱惑的背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这种针对逝去的爱情而发的感慨，却给历史及其书写的一切动因提供了解释。人们正为了从过去事物中寻找有益于现在的意义，才有了叙述历史的冲动。而历史一旦进入叙述，无论它是以实录形式存在于文献中，还是以演义故事形式存在于小说中，也还是以历史陈列馆里的文物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观摩与解说员的讲解中，可以肯定地说，都会不无例外地失去原生态的形貌。但也只有通过这些记忆、转述、剪辑、整理、想象及虚构，历史的意义才能得以生成。如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所揭示的，离开了叙事就没有了所谓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故事得以讲述之前，是没有所谓的历史性的。2
然而历史性却有等级之分，不同历史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其历史性是受到压抑还是得以张扬。在强调革命合法性的叙事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都服务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凡是与这种规律相吻合的，都会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而凡是与之相违背的，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划分到反历史潮流的阵营中而受到无情的鞑伐。所以，一旦林道静的革命性受到质疑的时候，作者杨沫就赶紧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版中加上她与工农接触的章节，而断然不会像邓一光或者北村那样，把革命的动机与一块生猪肉或偷情的男女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以人性化或者说人道主义解释历史的观念已经成为组织革命书写的指导。在这里，革命成了以所谓宏大的集体意志剥夺人性化吁求的借口。甚至在革命的名义下，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为了一己私利或恩怨而残酷地戕害他人的生命与尊严，而即使有革命者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真诚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和忘却个人的得失，却也被解读为革命对正当人性的异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把人性论看作检验任何其他叙事的元话语，凡是与之相吻合的就得到肯定，凡是相违背的就得到否定。这实际上采用了与阶级话语同样的修辞逻辑，它们都坚信自身的无可辩驳，并都把各自的价值强加在对方头上，似乎唯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才符合历史真相，却假装不知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都是意识形态深度介入的产物。
结果在人性化语法中，革命历史规律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而革命不过是残酷人性在别有用心的蛊惑下的发泄。《远离稼穑》中白军对红军根据地的清洗惨绝人寰，《战将》中红军对地主老财的镇压也血腥残酷，所以邓一光笔下，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是被残暴人性所左右而分不出正义与邪恶的。“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3这是毛泽东对贫农的革命功绩所作的权威叙述，但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在格非的《大年》中，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在周梅森的《英雄出世》中，在李伯勇的《重轭》中，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以及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贫农出身的革命者却不但一个个都非常地残暴自私，而且都借着斗争阶级敌人的机会，把情色欲望发泄到地主小姐或姨太太或妓女的身上。
这些重写的革命无疑都有潜在的仿写对象，而通过把仿写对象视作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历史合法性的文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相应地，仿写对象所描画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种宏大的有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自己所挖掘的历史细节就成了处于弱势和反抗者地位的小写的历史。李锐于 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的题记就此种大小写历史的区分作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4
在这段富有文学修辞的文字中，李锐在强调历史文献不可靠的同时，决定把想象和书写的重心转向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一些感性故事。同一个历史过程会留下不同的叙述，李锐所说的历史文献既然属于历史叙述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跳出特定的意义链条，它表现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至于所谓的“丧失信心”之语，则又是没能从中获取所需意义的心理反应。李锐对此也心知肚明。例如在与《收获》编辑钟红明的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所谓历史理性的“深深的厌恶”，因为在他看来，“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而“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所以他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他“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
李锐将他所认为的充满谎言的历史叙述命名为“大写的历史”，相应地，他那些打捞生命的叙述，也可以被顺手牵羊地命名为“小写的历史”了。对此，钟红明有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判断：“我觉得就像你的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5大写的历史是对历史的简化和缩写，大写的历史是有关伟人和大事件的历史，这种说法很显然针对的是以往的革命叙事。革命叙事似有很多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但小写的历史却自顾自提出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下的历史细节，关注被历史规律所省略的个体生命，并以悲悯的眼光打量历史洪流中的创伤、苦难、死亡、欺骗以及愚弄。历史的丰富性是容不得随意扼杀的，真实的体验是容不得随意篡改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声音却以“小”自比，显而易见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叙述策略，因为，被称为“大”的东西只有被高高地举起后，才有被随后的大撒手摔个粉身碎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