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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批评已经为一种强大的失落感所困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呈现出强势，这使原来文学批评生存空间——期刊杂志变得边缘化，其结果也使文学批评边缘化。以商业性报纸为媒体中坚力量，在这样的传播空间需要短频快的批评，并且发展出一套以“酷评”甚至“恶评”为理想的批评规则；只有“酷评”才会在媒体叫好，学术化地阐释文学的批评则会被视为学究气十足。至于大学教育，文学学科以文学史为研究重点，对当下的批评并不得到重视。原来期刊在文学空间占据话语权，现在则被严重削弱。只要看看当年那些举足轻重的大报和文学刊物在当代思想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的严重缩减，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现在应该探讨一下，文学批评走过的历程，当下面临困局和文学批评幸存的意义。
一、批评历程简单回顾
我们称为活生生的文学创造实践活动，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份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从大学学科建制来看，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挤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已经与现实文学文学创作相隔绝。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数典忘祖。大学的文学研究或者说大学设立文学课程，据研究表明，应该得力于文学批评在大学设立了教职开始。按照当代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看法，那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准确地说，是1827年，在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文学批评课程。文学批评家作为教授，这与大学设置了这一教职位有关。也就是说，大学教授文学，文学成为大学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学批评设立教席，是由文学批评带动起来的。
蒂博代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诞生了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二是历史感的加强对总结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创作和欣赏趣味。就第一点而言，他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说道：
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教育均附属于教会，从事教育的首先和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神职人员。贯穿着整个18世纪的哲学家和教士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教育的或式或少的非宗教化结束，从而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行业精神得以产生。类似康德在18世纪下半叶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和费希特在耶拿战役之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的那种形式，从此在法国成为可能和正常的了。随着1827年三位教授的出现，即基佐、库赞和维尔曼，出现了有关教席的争论、教席的哲学和教席的文学批评。他们于1830年获得荣誉和权力。在1830年的100周年所能引起的各种思考之中，不要忘记这一点：批评家职业，在 100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2]
但蒂博代有一点可能搞颠倒了，显然是现实先有文学批评活动，很旺盛的批评的需求，大学才可能给批评家设立教席。最初的几位教授（如上面提到的三位）都是批评家。应该说大家文学教授本来是批评家的延伸，是批评家的学院化的产物。但教授进入学院后就开始与现实的批评分道扬镳，教授因为要显示出学问，他转向了作历史总结。这在18世纪可能是配合了历史意识（或历史理性）兴起的需要。做文学的历史总结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深化和学院化。19世纪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的问世，可以说是被称之为19世纪的“总结世纪”的标志也是对总结的推动。对此蒂博代说道：
批评之所以是一种总结，因为它是针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批评是由亚历山大的一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创建的，它产生于一种保存、整理、清点和复制某些文献的努力。总结这个用语尤其与对过去的著作的批评、对文学史的批评相关，而远非对当时作品的批评。我们因此可以补充说，在批评家的两大分类中，一处，即教授的批评，用于总结历史；另一种，新闻记者的批评，用于剖析现实。我认为，一个聪明的，或者深刻和敏锐的批评家肯定会始终力图超越总结的范围，摆脱历史，利用历史而不受基限制，像哲学家或伦理家或伦理学家那样，飞越时间。这显然不是当今成熟了的批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是批评在19世纪诞生时的条件。[3]
实际上，所谓批评对历史的总结就是文学史研究，在大学，因为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文学这门学科的存在就有了厚实的根基，文学知识的生产才有合法性。这是文学与历史学科的合谋，强强联合使文学学科的根基变得深广。同样，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创立也是文学与哲学联合的产物，它既是哲学对文学的侵入，又是文学对哲学的偷盗。就从产生和学科的内在构成来说，文学这门学科是最没有内在本质的，它的本质都是借用来的，是挪用来，或者说产偷盗来的。这使它总是不能彻底，它做历史总结不彻底，它做哲学思辨也不彻底。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门奇怪的学科，它的魅力和对人们的诱惑或许也在此。德里达就试图解构文学，称之为“文学，一种奇怪的建制……”。
现在，大学的文学课程五花八门，与现实的文学创作，与鲜活的文学创作实践相关的课程寥寥无几，以至于大学中文系四年毕业，甚至读了硕士博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甚了了，说不出所以然。既没有读过多少作品，也无法对基本形势和走向作出判断。这有点奇怪，在大学里研究文学，但是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无关，和文学批评活动无关，我们把本来是从文学批评中产生的文学研究，变成了与文学批评无关的一种研究。当然有人会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鉴赏，作为阐释，也包含着文学批评。但是作为批评本身的原初的含义，是针对活的创作发言的那样一种。当然在法国这样一个文学圈子里，始终存在着关于“活的批评”和“死的批评”的论争。那末在中国毫无疑问，活的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力量，与其说它是文学批评，不如说它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在80年代，活的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结合一起，走在时代反思的前列，应该说也是很有力量。8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趋于弱化，文学批评要依靠理论话语自身的力量与文学创作实际发生关系，而能够操持新理论话语的批评家毕竟有限，文学批评的活跃力量只保持在先锋批评的前沿阵地。在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 “活的批评”反倒消沉了、散落了、缺席了。而关于“死的批评”却有了一个长足的兴盛。用“活人的”和“死人的”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也就是关于“现在 ”的批评和关于“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批评的比较刻薄的说法。关于“过去”的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在大学里与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容易融合，“当代文学”也顽强地建构自身的历史，形成“当代文学史学科”。而关于“现实”的批评则被遗忘了，现实的批评就这样被驱逐，变得散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