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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期，保罗. 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 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批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5]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创作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创的动力，在1963年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疲惫的文学》(Exhausted Literature),而十七年以后，即1980年《大西洋月刊》同样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叫《补充的文学》或者叫《填补的文学》。他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看到后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再生的可能性。当然他在宣传了一阵以后，他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原创力很成问题。但是理论的生命力非常旺盛而顽强，它对整个来自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了再加工的能力。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大部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作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时南美的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原材料。更重要的是，给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来是后殖民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成为整个文学话语生产，或者人文话语的生产的发动机。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批评的位置相比起来，批评还是边缘化的，批评还是一种附庸的东西，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欧美批评黄金时代的来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它与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在校园的兴盛，右派当政时期激起的知识左派的较量，但也得益于70年代欧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大学教育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在这众多的原因中，可能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倾向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的发展总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一种怪异的关系，它可能从正反两方面都成立，也就是说在顺应和反抗的双重意义上都成立。例如英语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英语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走向兴盛的。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语文学开始走向繁荣，这与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关。二次大战以后，在大学里面英语学科也获得了大的发展。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恰恰是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殖民政策，才使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哈罗德·布鲁姆就非常讨厌后殖民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衍出的后殖民理论，把莎士比亚看作英国殖民扩张的手段，是为了巩固英语在帝国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才把莎士比亚输送到各地。他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对多数后殖民理论家们来说，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来说，他们就是这样认为。英语、日语、法语在世界的传播，是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是差不多是一致的，而不是象右派所说的那样，是向人类传播文明和高品质的文化。
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西方的文学批评史的话，后面就变成了理论史，把批评压下去了。现代的批评从“新批评”开始，叫做“新批评”而不叫作“新理论”，新批评以后有形式主义批评，从在时间并行上来看，有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了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等等，五花八门。实际上，从结构主义以后，就有一个后结构主义。我把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这里的意思是说，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大家都认为后结构主义过时了，被文化研究替代了。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文化研究是建立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把后结构主义的各个不同帮派的这些知识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其实这就是既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又更广泛和全面地运用后结构主义。例如，在后结构主义时代，解构主义是反结构主义的，在后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是不相关的，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也很不一致，还有尖锐的矛盾，德里达就写过长文《我思与疯狂史》批判福科。新历史主义认为是超越了福科，其实新历史主义不过是福科的某方面的发展而已。新女权主义学说包括了很多，有性别身份，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新历史主义也包含了解构主义。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就是包罗万象，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而后结构主义中原来相互矛盾、冲突的理论，它采取了“工具箱”的形式，把这些都融为一体，它是这种东西。
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黄金时代，描述的正是一个理论话语的成长和壮大的历程。这样的成长和壮大依赖于大学的发展，美国的教育经费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在7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个长足的增长[6]。这足以保证西方人文学科的教授去创造各种异端邪说，去批判资本主义。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批评话语也获得了发展机会。批评的黄金时代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资金”，转过来狂热反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像《boundary2》和《社会文本》,《新左派评论》等文学刊物，无疑都是取之于资本主义，但又都是坚决地反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是以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得以展开的。理论上，我们会做出完美的解释，但是现实上，资本主义在批判自身中获得了一种活力。我们都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而这种垂死阶段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它的经济还在全球扩张，还在发展，所以现在反资本主义的人只有采取恐怖策略，一些恐怖主义来炸碎资本主义。西方的一些左派，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一些左派，对“9·11事件”和伊拉克阿拉伯的恐怖主义活动通常的策略是三缄其口，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激，甚至不乏有左派人士为恐怖主义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