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2)

人们不难看到，文学批评在大学中的位置非常可疑，也很茫然。我们看不到文学批评这门活动，我们也很少看到学生们热烈地参与文学批评这种活动，大学里也没有这种趋向和来自学科建制的动力，大学的学术话语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批评的位置。

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是以自发的批评为起点的，蒂博代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几种。最明显的区别是自发的批评与职业批评的区别。自发的批评是指人们对文学作品发表的随机言谈构成的批评，更进一步地说，那些业余的、个别的、自我欣赏或在小圈子流传的批评都可称之为自发的批评。早期的自发批评——也就是批评在成为大学课目之前，主要发生在沙龙里。在19世纪的欧洲，由妇女主持的沙龙是发表文学批评的一个场所，所以也可以说19世纪的文学与妇女的支持分不开，而且文学是与妇女的现代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现代主义如果离开了相当多的妇女对文学热情和实际贡献，是不可想象的。现代主义那么激烈地反社会，实际上，现代主义也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现代主义是在妇女的温馨的沙龙里面，说得刻薄一点，是在妇女的温柔怀抱里面产生的。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很多，现代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论题，现代主义既反抗又寄生于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这当然使它在艺术上的纯粹性也很值得可疑。

19世纪到20世纪初，那些自发的文学批评经常在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传播，那些温文尔雅的文学沙龙也使自发的批评以睿智和幽默见长。随着媒体的兴盛，报纸就成为自发批评的生存场所，记者与文学好爱者都可以（当然是与上流社会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当自发的文学批评家，但记者的批评更倾向于职业批评。所以我们会看到，职业的文学批评，它来自自发的文学批评，它受自发的文学批评的推动，以它为基础。这才使这种职业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有力。批评进入大学之后，职业批评（专业批评）长驱直入，统治了文坛一个世纪之久，批评理论越来越复杂，专业训练要求越来越高，从新批评到现象学，到结构主义、到阐释学，再到后结构主义，这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批评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成为大学文学系的重要科目。批评也被少数专家掌控，它变成一项高难度的学术工作。

在中国，批评并不是特别发达，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批评家大多数是作家兼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新文学大纲》，李健吾等人都是作家、诗人、学者兼于一身。作家诗人的批评更多经验之谈也更多艺术感悟。直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周扬、冯雪峰等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来自前苏联的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调：体系、主题和风格。中国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更强大的系统性，也更具有真理在场的特征。这种现象持续了半个世纪，不用说，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批评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暴力。直到文革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以更具学理的形式成为时代的理论准则，但80年代中期，大量西方的学说涌进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洗礼，这包括全面浏览了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经历的历程。但在在80年代末期，更具体地说，87年、88年以后，批评有了很大的变化，要描述这个变化很颇为困难，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学术话语的转型，知识体系的转折，整个价值体系的转型。在80年代后期，先锋派批评与现实主义美学霸权进行潜在反叛性的对话，因此试图阐述一种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的逃离和超越。在对新的先锋派文学现象的阐述中，先锋派批评是自足的，只要自身的理论话语具有断裂性就足够了，就是对现实主义规范霸权的拒绝和有效脱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本来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制内的变化，被中国强大的市场经济介入进来，或者说被拖进了经济基础变更导致的上层建筑重建的历史程序。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同时媒体也迅速扩张，这些都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地位功能和风格产生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

很显然，尤其是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兴起，中国的专业批评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媒体需要的批评是一种更加简单直率明了的批评，这使批评变得容易，它与自发的批评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依据网络生存，自发的文学批评更获得一个巨大的空间。90年代开始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整个媒体的批评家伴随着“晚报”业的兴起而崛起，给文坛开辟了另一片天地，带来了另一种风格。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媒体成长起来的自发批评，它是反学理的，也是非自足性，它是与读得大众打成一片，它是群众运动，是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其极端形式就是群众性的骂街运动。因此，媒体批评又叫骂派批评。只有骂街才能引来热闹。请注意“骂街”在这里并不具有多强的贬意。“骂街”就是一种表演，就是消费时代的媒体不断上演的一个节目，我们不能仅仅在贬意上来理解它。自发的批评特别在90年代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进一步扩张，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对广告有巨大的需求，广告业支持报业。90年代后期到处都有“晚报”和“青年报”。后来以出现“晨报”，以及股份制的企业资本参股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有副刊和文化版，媒体涌现了大量的批评文章，被美誉为“酷评”，就是骂街的批评，它就是骂，不能讲好，讲好就没有蛊惑人心的效果，这是看的时代，人们只要看热闹，不要听，更不要耐心倾听，骂才有表演性，才有运作性，才有杀伤性。跟贴被叫拍板砖，这就给看提供了现场运作的效果。大家从骂中获得一种快感，这就追求快感时代的文化生产。这就与过去的“思想解放” 式的批评和“先锋批评”很不一样，当时是在政治背景中阐述一种变化，保守派、改革派，左派、右派。那时要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就要和占权威地位的这样一种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相对抗，因此要冒风险。所以，阐述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把这些东西描述为一种革命性，怀着对它具有颠覆旧有美学规范的企图。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是凭着一种敏感和理想去发现新的文学现象，并且阐述它的革命性。因为新的东西总是对旧的不满，总是用新的去替代它。但是后来出现的一批“酷评 ”家，文化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体时代迎来了文学批评的另一种格局。在这样的时期，阐述新的事物仿佛是在论证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存在，前者是保守，后者就变得可笑。而骂倒一切，把一切指斥为垃圾，一切都是泡沫，这就是发泄不满，就是宣泄，而对于媒体来说，宣泄本身就足够了。当然现在一两年媒体的话语方式又发生微妙变化，这与出版格局的调整和势力重新划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