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3)

近几来，由于出版的时兴，每年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这里边，或许有一些是好的，又有一些是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因此“酷评”又难免被这些正面的阐释所冲淡了，还是“邪不压正”。这里的“邪”与“正”，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就是文学的历史还是需要建构，也就是在80年代开始的文学性的建构，在向现代主义挑战所表达那种的文学性理想意义上的建构。这个前提和传统不能丢，如果丢掉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就空洞了，当代文学史就没有延续的力量。所以我更倾向于设想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的经验普泛化，给文学的展开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先锋文学终结了，但先锋文学创造的那种经验，那种寻求文学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并没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完结。如果说当代文学全是垃圾，那么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仅仅靠故纸堆是不是就可以撑起一座大厦？这是值得怀疑的。大学中文系还是需要强大的当下的活的文学创作来支撑，这也是维系年轻一代的学生源源不断进入大学学习文学的活的动力。如果象“骂派批评”或“酷评”那样的叙述的，当代中国文学是一片废墟，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是真正的大学自由精神所能认同的。始终去寻求和阐释活的文学，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这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态度。大家也许我这的这种态度太古典了，也太保守了。这与我们所追求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的立场相矛盾。实际上，我认为并不矛盾。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的弱者的行径。我以为更重要的依然在于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让它们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多的人加入骂的行列，“愤青”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去沙里淘金，还是要去拾荒，把那些人丢弃的东西捡起来。但这不等于我们不坚持批判性，更有建设性的批判性在于面对更强大的历史力量。

总之，自90年代末期以来，媒体批评与学院专业批评构成的紧张关系就在加剧，专业批评处于溃退当中。网络写作直到出现博客才显出它的威力，也直到博客把职业和业余写手一网打尽时，它的霸权力量才让专业作者胆寒。几年前网络兴起的时候，那么多人说，网络会淹没纸媒体的平面文学，纸媒体的文学到了末路。那时人们的忧虑显得过早，网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会推动纸媒体的发展（更长的时间，例如，过十年二十年就不好说了），只会使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旺盛，网络是表面繁荣最有效的制造商。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每天的浏览量超过1500万人。这相当于大半台湾岛的人，全部的荷兰人，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每天在读书频道那里读书，阅读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网络使纸媒体阅读变得更加活跃。在网络上的读书频道，这1500万人，每个人都是自发的批评家，对文学充满了言说的愿望。网络上的写手很多是相当年轻甚至年少的孩子，他们的语气是一个权威的批评家的语气。网络让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如此显示出文学事业依然旺盛。本来西方先锋派理论，如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斯等人都说“文学已经死亡”了，而在中国却依然兴盛发达。实际上，消费时代或后现代时代“文学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从先锋性的意义上来说，苏珊·桑塔格等人所追求的文学的想象力，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作为一棵生命之树，它再也长不出多少新的枝干，开不出多少绚丽的花朵。但这个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死亡。德里达频繁使用 “死亡”的概念，他显然赋予它特殊意义。死亡就是过去存留于现在/在场的事物，对于德里达来说。死亡并不是完全死了，也不是完结，死亡是一种幽灵化的存留 /复活形式，这就是差异中包含的延迟概念。在场因为不能完全抹去过去，过去附着于在场中，以死亡的形式附着于在场中，因而在场总是要延迟出场，在场也不可能是全新的现在，它被过去的幽灵附身，它总是要延异自身，所以延异并不一定是向未来变异，而是可能向过去回归，向死亡的过去回复。文学在后现代时代反复演绎着死亡与复活的双重游戏，文学批评也同样在这样的游戏里去获取存在的能量。

现在，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其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当我们说数字化的生产，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理解为信息，社会的一种传输方式。或者我们发现在IT，即电子时代不得不迎来民主。我们看到超女的评选，开始有专业评审家，后来干脆取消了，只有人民大众按手机，手机表达的数字就是一切。大家发现选出了李宇春。李宇春的胜利就是数字的胜利。按手机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要看他们的选择。在数字面前，人们的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都被取消了，最后只剩下了一项，都变成了数字，这是绝对的平等主义，一个无限的“一”的相加。过去我坚持认为，中国的整个发展，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不只是政治精英做出的，也不只是知识分子做出的，同时或许更有决定力量的科技在起作用。对这一问题，我一度很乐观，看到科技引发的社会变化发展的积极方面，但现在我也会谨慎对此作出评价，过几十年之后，几百年后，科技的后果实在难料。到那时，一旦科技成为超级力量，人类再要控制它就困难了。在中国目前为止，科技的力量还是积极正面的。这一开始是由走私的盗版磁带开始的，从录音机的走私开始的，然后从电视机的生产开始，然后从IT产业的盗版开始的。走私的电子产品推动了中国的电子产业，而电子产业又带动了走私盗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它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是起到极为有效的作用，现在想变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IT产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二、批评的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博弈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却是节节败退，退到学院里，退到日趋困难的期刊杂志里。尽管现在文学还是有繁荣的外表，但仅有的表面风光还是为文学创作所有，批评远远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在文学界，都适应了文学作家主流化，习惯了批评家的边缘化。现在的刊物，尤其文学刊物的排序都是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但是在美国，７0年代以后就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事实上，50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 杰拉尔（Randall Jarrell） 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 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 页评论[4]。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决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 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 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