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5)

批评理论还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有长足的发展过程。发展到现在，就产生出“文化研究”这个超级学科。文化研究最后变成了超越文学的东西。所以文化研究这几年也传到中国，也引起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的一种恐慌，这个恐慌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恐慌，文化研究课成为大学文学系里受欢迎的课程，学生选课做论文也选文化研究，然后文学逐渐被淡化。这门课既有现实感，又充满了乐趣，这是读图时代的现实生活在大学课堂的延伸。这是大学抹平校内外区分的唯一场所，这是快感/享乐主义时代精神在大学的成功实现。文化研究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学批评不参与进去必然会更加萧条，文学批评重振山河似乎是从文化研究那里看到一线希望。当年写过《批评的黄金时代》一文的W.J.T.米切尔，2004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次讲演。他也拒绝承认理论终结的说法。他说道：

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

     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7]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很显然，米切尔说的“理论的终结”是指批评的终结，在西方大学里，没有我们的所谓“文学原理”，文学理论就是指批评史论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就指文学批评。现在批评不死的证据就是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使文学批评活过来，不过是活在文化研究的混乱不堪的图像中，在似是而非的娱乐中讨生活。确实，我们也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相互转换和互动的关系。现在文学研究的用的方法几乎全部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法。文化研究用的理论全都是原来用作文学批评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原来文学批评的训练，做文化研究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是用文化研究的文本来替换文学研究的文本而已。但是这一点，恰恰也是文化研究本身具有文学性的一种方式。

文化研究似乎成为振兴文学批评的一条救赎之路，这条路到底有多长？如果长到永远，是否文学批评还是要消亡呢？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已经幽灵化了呢？它以幽灵的方式寄生于文化研究中，盗用文化研究名义来复活，来获得死去的肉身。

当然，更为具有安慰性的说法是，只有依赖文学研究能提供活的资源，维持文学批评的运转，这只有寄望于人们对文学价值的永久迷恋，或许人类真的具有对文字的一种感受力，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始终是人性的一种内在的需要，这就使得语言、文字的表达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顽强存在，有延续力。而且恰恰是在现在的格局里它也依然在顽强形成新的表意形式。就目前境况来看，在大学，与文化及大众传媒相关的系或学科，例如，文化传播系成为这几年的大学新成立的院系，但恰恰由于传播系、艺术学院等等的扩张，反而使文学系的人踏实了。原来这些传播系并不成熟，它要借助于文学系的课程和方法，因为文学性形成一整套的经典体系，它在大学里有很深的根基。所以这些新的文化传播或艺术院系，他们接受的是文学教育，用的还是文学的方式。但是随着传播理论的一步一步研究，对媒体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他们的方法、角度和对象，所以随着文化传播的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使文化研究也开始具有学术性。显然，文化院系与文化传播之类的院系的疆界已经很模糊，大学里的文艺学这门学科的教授学者纷纷做起来了文化研究，这使传统文学理论研究处于尴尬境况。但迄今为止，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还不能说背道而驰，它们还是息息相通，相互利用和寄生，这到底是一条互相激励的道路，还是你死和活的竞争之路还很难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理论可以证明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已。

三、 批评的幸存与典律的建构

批评的存在，批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它对经典的建构，如果经典的建构功能丧失，批评存在的力量和进一步的可能性就大受影响，如果批评依然有能力重建文学经典，维护文学价值，就是在文化传媒肆意扩张的时期，也依然有自己的道路可走。

但是我们的疑虑是，今日批评还能阐发文学性吗？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阐发文学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势力壮大之后，对文学性的阐发让位于对社会历史意义的阐释。在后结构主义兴盛时期，也就是在批评的黄金时代新理论批评声势浩大的时代，文学批评也是对社会历史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或建构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批判理论在90年代的势头有增无减，柏林墙倒塌并未使左派阵营受挫，相反却给左派在校园政治运动中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话语方面的全面结盟，使新理论批评在全球化时代又获得一次再生的机遇。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批评。

但是这种状况也引起维护传统文学价值的人们的反抗。哈罗德·布鲁姆对话，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一本书《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那时布鲁姆已经64岁，他的文学观念比起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都显得落落寡合，与其说保守，不如说激进。在人们已经习惯接受文学大众化以及文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时，布鲁姆的所谓“纯文学”呼声，象是文学守灵人的悲歌。但这显然也不是布鲁姆的孤掌独鸣，这本书乃是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写，这无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同时也有感于当代文学观念之混乱，布鲁姆的口气完全是一副正本清源的架势。布鲁姆几乎横扫近二十年风靡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给其命名“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在他看来，当代流行的理论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等，统统归属此例。布鲁姆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当年暴得大名时，是划在解构主义名下，“耶鲁四君子”，就是美国的解构主义四条汉子。晚年的布鲁姆已经是维护经典的正统派架势，象是要重弹新批评的文学性老调。